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

公元750年前后，大唐开元年间。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长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远山，猛然间，看见一条白龙横卧于山中。他问左右的人，是否看见了什么异象？大家都说没看见。玄宗急忙下令，速把王元宝叫来问问。王元宝到后，定睛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状。”玄宗叹息说：“我听说至富可以比得上贵。我是天下最贵的人，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王元宝是长安城里最富有的商人，从事的是商贸业，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有一次，玄宗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元宝悠悠地说：“皇宫的后面有一座南山，我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树都捆完了，我的绢还没有用光。”绢在唐代可以当货币使用，一匹绢在开元年间可换得十多石栗，元宝之富可以想见。

王元宝的故事被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此时的中国已经承享了整整130年的太平，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极盛时刻。

经历400年的南北分裂后，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20世纪末期出现的欧盟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模式。而中国则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公元589年，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几年之内征服大江南北，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

而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跟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公元589~618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科举是政府通过定期执行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数在90万字左右。它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