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1000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他的商队外出经商时，都高悬“翊国公”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无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拥有20多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据明史学者田培栋的计算，朱元璋开国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过58个人，到了万历年间，就繁衍到了20万人，明末达到30万人，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费100两白银，30万人就是3000万两，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明史》中便记载，在嘉靖年间，宗室一年从国库中支取的大米为853万石，相当于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比军粮（800万石）还多，嘉靖名臣俞大猷就直接把宗室与北方兵虏、黄河水患并列为“国之三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