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以视觉为基础的学科，眼睛“看见”是这个学科最为重要的基础。而精神病学的尴尬就在于，思想是看不见的。大脑在医学中一直被称作“黑箱” 你能看到的都是死的，活的思想不可见。现在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基本有两种：一是药物治疗，药的作用大致相同，就是让你变傻和变迟钝；二是手术，就是做脑白质切除，它的直接风险是会导致失去记忆，甚至痴呆。当然，早些时候，更粗暴的也有，电击、捆绑，甚至是殴打。在弗洛伊德以前，西方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病和性有关，所以，有一种治疗精神病的手术是切除女性患病者的阴蒂。这被弗洛伊德称为西方文明的耻辱。而在福柯看来，“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他在《疯癫与文明》中说道：“18 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并最终抛弃了疯癫与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离破碎的语词。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精神病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承认自己有病。这和正常人被诬陷时的反应基本一致。因此，这给判断带来了难度和风险。在各个时期都有人被诬陷送进疯人院的例子。当你情绪激动地申辩你根本没疯，完全是被人诬陷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恰好与精神病的症状相吻合。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幻听和幻觉，分不清幻觉中的人和事与现实中的人和事。所以，姐姐如果想早点儿出院就要隐藏自己的一些幻觉行为，并谎称没有这些幻觉和幻听了。其实，医生们也并不真的就相信她的话，但病人的服从和按照要求有规律地吃药、作息，至少会被视为治疗的成果和病情的好转。

姐姐再一次住进了医院。也许是有了经验，这一次，母亲没有像之前几次那样难过，电话里的语气也显得平和。那天早晨，是母亲先打电话来，说姐姐不肯去医院，要我跟她讲。因为，姐姐对母亲不信任，所以一直把我说成是她的监护人。母亲也就借此把吃几片药之类的规定说成是我的决定。那天，姐姐打电话来时，我正在整理那个有关中药渣子的作品资料给一家杂志发表。

她在电话里说：“不能去医院，这一去就完了，来不及了 ”放下姐姐的电话，杂志编辑又打电话过来问文章的名字，我想了想说，就叫《残渣》吧，《文明的残渣》。

我差不多有六个年头没有回北京过年了。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既想回去，又不想回去。母亲和姐姐的那种纠结，怨恨中带着依赖。早前我总是想要改变她们，渐渐地，我开始改变。我发现，也许这就是她们的生存方式，她们像是已经长在一起了，分不开，谁也无法推开谁。

接到父亲中风住院的电话，我订了早班机，凌晨6 点起身赶往北京。下飞机到家，把手机、电脑的充电器插上。进到里屋，见姐姐正在静静地埋着头临帖，写大字。我没出声，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姐姐猛抬头看见我。哎呀，冯峰回来了。你怎么了，咋老成这样了呢，怎么这么憔悴啊 手里的毛笔悬在空中，语音未罢，早已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