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伊莎贝拉·巴尼谋杀案是在十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一。那天，光是五英里以外的卡顿伍德市我就驱车跑了两个来回，只是为了把传票送到一起案件的目击证人手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并不在家。第二次到那儿时，他刚下班，正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我把传票交给他，装作没有注意到他的怒气。我猛地打开汽车音响，让音乐声正好盖过他那粗鲁的谩骂声。他用的那些词汇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过了。在回城的路上，我特意选择了一条途经办公楼的路。

金曼的办公楼是一幢三层的灰泥建筑，一层是停车场，上面两层是办公室。一进大门，可以看见六扇巨大的法式落地窗，为了保持通风，这六扇窗一律朝里开着。几扇百叶窗上的叶片都是木制的，漆成淡淡的铜绿色。每扇窗的下半部分都焊接了熟铁架。这些支架多半只是起些装饰作用，不过在某些场合下也可以防止笨头笨脑的小狗或是闹别扭的员工小孩因激动而跌出窗外。整幢建筑雄伟地屹立着，右侧的车道穿越拱门直达楼后的小停车场。停车场太小，也许是这幢建筑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这幢楼进驻了六家签了长期租约的公司，停车位却只有十二个。由于劳尼拥有这幢建筑的所有权，因此事务所独占了其中的四个停车位：其中三个分别是约翰、马丁和劳尼的固定车位，余下的那个是为劳尼的秘书艾达·露丝准备的。其余八个车位按租约分别打包分给其他的临时租客。其余的人可以把车停在街边，也可以把车停到三个街区之外的公共停车场上。我们这里的停车费和那些大城市相比，简直便宜得近于荒谬，但由于我每月的用度有限，停车费的发票还是越积越多。把车停在街上是不收费的，但最多只能停九十分钟，一旦超过时限，收费小姐马上就会在你的车上贴上一张收费单。由于这项制度，我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移动车辆，寻找一个免费而又离办公室不远的停车位上。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悲惨的局面到每天下午六点就结束了。

回到办公楼的时候是六点十五分，从外面看，大楼一片漆黑，也许所有的人都已经下班回家了。驾车进入拱门时，我发现劳尼的车仍然停在他的专用车位上。艾达·露丝显然已经下班了，于是我把车停在她平时停放丰田车的位置上，紧邻劳尼的那部梅塞德斯－奔驰。这时我发现约翰的停车位上停着一辆陌生的淡蓝色捷豹。我把头伸出车窗抬头望去，劳尼办公室里的灯仍然亮着，两团巨大的光影映射出房顶的斜坡，也许劳尼律师正与某个委托人在一起。

日照一天比一天短，此时，城镇已经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空气中潜藏的某种物质令人想起了篝火、友情，以及那种在广告上看来非常别致，喝下去却像外用药水一样的鸡尾酒。我提醒自己还有工作没有完成，但事实上这只是我拖延回家的借口罢了。

我锁上车，朝楼梯间走去。这幢大楼的楼梯间像一根巨大的烟囱竖立在空旷的大楼中心。楼梯上伸手不见五指，我只好打开笔形电筒照亮眼前的黑暗。三楼的走廊同样漆黑一片，但透过前门处那块被雾气笼罩的巨大玻璃，我还是可以看出接待区的灯正亮着。白天时三楼光线很足。白色的墙纸，火红色的地毯，几盆温室植物，北欧产的家具和几幅原创的油画作品，构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租用的办公室原来是这层楼合用的会谈室和厨房，现在却塞进了我的书桌，一把转椅，几个文件柜，一张紧急时可外拉变成床的躺椅，一部电话，以及我的答录机。我原先的电话号码仍然列在黄页电话簿“私人调查”那一栏中。委托人如果打那个电话，系统会自动提示对方拨打我现在的号码。自从我搬到这儿以后，生意有了些起色，不过我还是必须时刻注意收支平衡。赚来的钱很快就花完了，我手头从来没有攒下什么闲钱。不过运气好的时候，我也能揽上那种能赚几百块的大生意，处理得当的话，也能发笔小财。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三楼办公区的大门，不愿在劳尼和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打扰到他。他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从门前经过的时候无意间向内看了一眼。他正在和一个客户谈生意，但他看见我后，举起手朝我做了个手势。“金西，能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吗？我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我退后两步，站在劳尼办公室的门口。那位客户背对着我，坐在一把黑色的皮椅上。劳尼首先站了起来，那位客人也紧跟着站起身来。他转过身上下打量着我。如果你经历过这种场面的话，一定会对当时的凝重气氛有所了解。

“肯内斯·沃伊特，”劳尼说，“这位是金西·米尔虹，我先前跟你提到过的私人侦探。”

我和沃伊特握了握手，一边寒暄，一边打量着对方。他大约五十岁出头，头发乌黑，瞳孔呈深棕色，双眉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凹印，显然是由于经常皱眉头而造成的。他面容严峻，宽大的前额上几缕薄发梳向一边，显出几分柔和的感觉。他礼貌地向我微笑着，但脸上的表情却并不愉快，几颗汗珠在前额上闪烁着光芒。他起身时脱掉了外套，随手搭在了椅背上。外套里是一件深灰色的短袖Polo衫，领口处的三枚纽扣都没扣，衣领敞开着。他黑色的鬈发长至领口，有一小撮发丝甚至遮住了肩膀。他的肩膀很窄，手臂的肌肉却非常强健。从全身的肌肉紧实程度来看，他显然一直在健身。他拿出块手帕，在前额和上唇处轻轻地擦了几下。

“我想让她也听听，”劳尼对沃伊特说，“这样今晚她就可以看相关的文件，明早便能展开行动了。”

“没问题。”沃伊特说。

两人重新坐了下来。我缩着身体坐在长沙发的一角，然后盘起双腿。一想到又有钱可赚，我便欣喜不已。为劳尼工作的好处之一便是他会为你筛掉所有会故意赖账的委托人。

在继续谈话之前，劳尼先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以前经常和我合作的私人侦探莫利·肖恩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你认识他吗？”

“当然认识，”我吃了一惊，“莫利死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据说是在昨天晚上八点前后。我昨晚外出过周末了，很晚才到家。今天早晨多萝西打电话给我，我才得知这个消息。”

从我记事起，莫利·肖恩就一直住在这个镇上。他算不上是我的朋友，却是一个在危难时可以倚靠的人。他和培养我成为侦探的那个家伙是多年的老搭档。有时他们也会因意见分歧而各做各的。莫利年近七十，身材高大，双肩略微有些下垂，超重八十多磅。只要一笑，他那张圆脸上便会露出酒窝。手指也因为长期抽烟而泛黄了。他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和本州的线民联系，也能迅速地从本地所有的官方机构获取资料。过一会儿，我会向劳尼好好打听莫利的死讯。此刻我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肯内斯·沃伊特身上，他正准备认真地向我们叙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沃伊特注视着地板，双手放在膝盖上。“我的前妻六年前被人谋杀了。她叫伊莎贝拉·巴尼，你记得那起案件吗？”

他说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过。“不记得。”我照实回答。

“有人事先把她家门上的猫眼拆了下来，然后敲了敲门。她打开门廊的灯从小孔向外望去。此时门外的那人顺着猫眼朝里开了一枪，她当场就死了。”

我隐约回忆起些什么。“被杀的是你前妻？那个案子我还记得。真不敢相信已经过去六年了。”我此时想起当时被控谋杀的是被害人分居已久的丈夫，但显然不会是我眼前这位肯内斯·沃伊特，那会是谁呢？

我看了一眼劳尼，他像是马上就明白了我的疑惑，解释道：“被指控谋杀的是戴维·巴尼。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家伙现在已经被取消了一切指控，无罪开释了。”

沃伊特不安地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仿佛劳尼说的名字戳到了他的痛处。“那个狗杂种。”

劳尼说：“肯，继续说下去。我并不想打断你的描述。趁现在金西还在这里，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