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美国的劳动节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在审判中，伊莎贝拉的姐姐证实妹妹和戴维闹离婚已经闹了好几个月了。戴维却说他们夫妻之间的裂痕实际上远没那么严重。不过，枪支失窃一事又激起了两人之间新的矛盾，这次伊莎贝拉命令他马上搬出去。看起来大家对这场婚姻的看法完全不同，戴维·巴尼坚称自己和伊莎贝拉的婚姻虽然偶有争吵，但感情基础相当稳固，他们俩正处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但旁观者都认为这场婚姻已经没希望了，怀有希望的恐怕只是当事者本人。

无论当时他们夫妻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两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了。九月十五日，戴维·巴尼搬了出去，接着他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挽回伊莎贝拉的感情。他频繁地打电话给伊莎贝拉，无休止地送花、送礼物。戴维非但没像伊莎贝拉要求的那样给她以“喘息”的空间，反倒变本加厉起来。他每天早晨都会在伊莎贝拉的汽车引擎盖上放一支红色的玫瑰，在门前的台阶上摆放珠宝，有时还会在信件里夹进写满柔情蜜意的卡片。伊莎贝拉越是拒绝，戴维越是疯狂。从十月到十一月的两个月间，他不分昼夜地打电话给伊莎贝拉，她只要一接，他就马上挂断。伊莎贝拉迫于无奈改掉电话号码后，他想法搞到了她没有登记的新电话号码，继续不分昼夜地打给她。后来，伊莎贝拉弄来一部录音电话，他依旧持续不断地打进来，一直占着线直到录音磁带转完才善罢甘休。她对朋友说，自己好像被困在了笼子里。

与此同时，他在霍顿大峡谷地区也租了一幢类似风格的公寓。伊莎贝拉一离开家，他马上就尾随着她。如果她待在家里，他就会把车停在街对面，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屋内，注视着访客、修理工和清洁工的一举一动。伊莎贝拉只能报警，对戴维的行为提出了控诉。最后，她的律师设法让法院开出了限制令，严禁戴维给伊莎贝拉打电话、写信，并不准他在她本人、住宅以及汽车的两百码范围以内出现。戴维的决心仿佛消退了，但之前的持续骚扰已经给伊莎贝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整天都提心吊胆。

到了圣诞节前夜，她的神经质越发严重了。不仅吃不下，睡不着，而且经常陷入惊慌、焦虑的状态中。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同时又开始酗酒。和朋友待在一起时，她会心烦意乱，孤身独处时她又会觉得害怕。她把四岁的女儿谢尔比送到了生父那里。这时的肯·沃伊特已经再婚了，尽管有些人猜测他永远不会从先前那场失败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女儿走后，伊莎贝拉整天靠镇静剂度日。到了晚上，她则会服用安眠药。西格夫妇得知这一情况后，劝说她收拾好行装和他们一起去旧金山游玩。正当西格夫妇准备前往圣特雷萨接她时，他们发现车子的电喷系统出了故障，于是在她家的录音电话上留了个口信，说晚些时候才能过来接她。

伊莎贝拉对即将来临的旅程格外兴奋，从午夜到凌晨零点四十五分之间，她一直与现居住在西雅图的大学室友煲电话粥。没过多久，她听见敲门声，认为来的一定是西格夫妇，便走下楼来准备为他们开门。此时她已经穿戴整齐，抽着香烟，行李箱也已经在门厅处整齐地排列好了。开门前，她打开门廊里的灯，把眼睛对准了猫眼。不过，她看见的并不是期待已久的客人，而是一支正对着她的手枪。西格夫妇是两点二十分到她家的，他们感觉气氛不太对，便到主宅后的小屋子里，叫醒了伊莎贝拉的姐姐。她用自己的钥匙带他们进了后门，发现屋内的警报系统并没有被破坏。一发现伊莎贝拉，西格夫妇便报了警。当医学检察官抵达案发现场时，伊莎贝拉的体表温度已经下降到了三十六点七摄氏度。根据莫里茨公式以及门厅内当时的温度、她的体重、穿着和尸体所在大理石地面温度及传导性计算，医务官把死亡时间推算在凌晨一点与两点之间。

第二天中午，戴维·巴尼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但他声称自己无罪。即使是在侦查的初期阶段，针对他的证据大多也只是间接的。但依据加州的法律，杀人案的两个要素——被害人的死亡和犯罪行为的客观存在——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推理得证。即使没有尸体，没有罪犯杀人的直接证据，没有罪犯本人的供词，一级谋杀也能成立。结婚前，戴维·巴尼曾经签署过一项协议，同意一旦离婚便自动丧失绝大部分的财产继承权。与此同时，他被列为伊莎贝拉人身保险的主要受益人。这样一来，伊莎贝拉死后他能得到的保险费加上夫妻共有财产总计有二百六十万美元。戴维·巴尼在伊莎贝拉死亡的时段里并没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丁克·乔丹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给戴维定罪。

审判持续了六周，陪审团在听取了控辩双方长达六小时的最终陈述后，进行了两天的内部讨论，经过投票表决，判定戴维无罪开释。走出法庭的戴维·巴尼不仅仅是个自由人，而且成了个富翁。在事后进行的采访中，一些陪审员承认戴维在此案中确实有很大的嫌疑，但法庭并没有提供决定性的证据给他定罪。劳尼·金曼现在所做的，是想把这件案子从遵循“合理怀疑”的刑事法庭推向讲求“证据优先”的民事法庭。照我的理解，这仍然需要肯内斯·沃伊特作为证人在法庭上证实戴维·巴尼的罪行是穷凶极恶而且蓄谋已久的。只要能证明这一点，优势就会向掌握事实的控方倾斜。巴尼的自由不再是争议的焦点，法庭感兴趣的是他从罪行中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他为了钱杀害了伊莎贝拉，至少不能让他再继承伊莎贝拉的遗产。

我意识到自己一连打了三个哈欠。我的手上沾满了档案留下的灰尘，眼睛虽然还看着文件，思想却开始天马行空。在我看来，莫利·肖恩的调查工作实在太过草率，我发现自己竟然迁怒于可怜的前辈侦探。毕竟，替别人收拾残局不是什么好差事。我把文件放在原处，锁上了办公室的门，然后走到三楼的走廊，随手关上了事务所的大门。

停车场只剩下我的车。我把车开出车道后右转，向城里驶去。到了市政大街，我向左拐了个弯，朝家的方向行进。此时的圣特雷萨中心商业区行人稀少，夜色阑珊。拜频频来袭的地震所赐，这里的建筑大多是只有两层的西班牙式建筑。比如一九六八年夏天，这里就发生过六十六次大小不等的地震，震级从里氏一点五级到里氏五点二级，震得最厉害的那次甚至把半个游泳池的水都泼了出来。

经过九○三号大楼我的老东家时，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现在应该已经有新的租客取代了我的位置吧。我也许应该向在信实保险公司任理赔部经理的老朋友维拉询问一下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自从万圣节那夜她和内尔的结婚派对，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在被解雇的同时，我和一些老朋友也失去了联系——比如达茜·帕斯柯和玛丽·贝弗劳。一想到今年会在新的办公室度过圣诞节，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差点在阿纳塔大街和一○一大街的交界处闯了红灯。停稳之后，我拉好手刹、熄了火，必须在这个路口等四分钟信号灯才会变为绿色。公路上空荡荡的，一望无际的柏油马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信号灯终于跳回了绿色，我一冲而过，然后在和海滩平行的林荫道卡巴纳街向右拐了个弯。开了没多远，我便右转上了海湾街，然后左转进了公寓所在的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全是些独门独院的小幢别墅。我在离自己公寓两个门洞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空车位，锁上车，像平时一样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经常会在这个时段外出，因此已经被训练得非常警觉了。我从院子的侧门走了进去，轻轻地抬高铁门，防止合叶发出吱吱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