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从未接触过机械工业的人得知中央正在挑选一汽厂长的消息后，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到一汽来工作，他就是饶斌。

饶斌祖籍南京，生于吉林，原名饶鸿熹，早年学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年轻的饶斌来到烽火连天的山西，投身于抗日战场。曾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主席。

一汽挑选厂长的事情惊动了中央，一汽厂长候选人问题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议题。在讨论厂长候选人时，毛泽东发话了：“是那个在哈尔滨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点点头。1952年12月28日，一机部（52）机干技字第27号文件正式任命饶斌为汽车工业筹备组组长、长春652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郭力、孟少农、宋敏之为副厂长。

当郭力得知中央决定派曾当过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副主席的饶斌前来接替他的工作时，他非常高兴，立即派江华前往沈阳迎接。江华临行前，郭力对他说：“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厂长，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顺。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厂正处在建厂的关键时刻，很需要强有力的人来加强领导，这方面饶斌同志比我强。他对中央及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对解决我们建厂中的困难非常有利。所谓‘地利’，是因为饶斌同志是个‘老东北’，在东北工作多年，我们建厂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如抽调干部，招收工人，解决征地、修路以及解决职工的吃住等问题，都要与地方打交道。这方面，我也不如饶斌同志。所谓‘人和’，是因为我们厂将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需要饶斌同志这样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人来带这个队伍。另外，我们还要和苏联谈判，要聘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我虽然懂俄语，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不如饶斌同志有经验。我说的这些是心里话，都是实际情况。你快去，就说我请他快点来。”

郭力的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党性原则；以大局为重，谦逊、朴实、坦诚、宽广的胸怀。郭力“当着厂长找厂长”，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郭力让贤的佳话流传至今，虽然郭力是主动让贤，但其中究竟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郭力的老朋友，原一汽副厂长、铸造专家、二汽副厂长李子政多年后讲述了郭力当时的想法。

李子政是老中共地下党员，参加过抗联，当过军工厂厂长，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同时李子政是当时全国也少有的八级铸造工，由于出身好，工作能力强，遇事坚持原则，为人敢说话，特别是敢于说真话，敢于为人打抱不平，为此在一汽外号“李青天”。1951年，李子政在哈尔滨坦克厂时就与郭力认识，以后李子政调来支援一汽建设，郭力看李子政为人正派，胸怀坦荡，经常向他讲一些自己过去复杂的经历，时间一长，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1953年有一段时间，郭力住在苏联，代表一机部专门负责一汽设计图纸审查，与同在苏联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李子政交谈过辞掉厂长的想法，除了纯粹工作原因外，也有一些个人的难言之隐。

郭力是河北人，小时候被在吉林做买卖的爷爷带到吉林。在吉林高中毕业后，郭力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工大前身），1933年在学校加入地下党组织。毕业后到绥芬河检车段做检车员，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于哈尔滨市地下党。1936年，东北地下党组织被日本鬼子破坏，郭力的单线联系人被捕，郭力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整个东北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他只好回到河北老家。回到老家后，郭力到处寻找党组织，北京、石家庄等地都跑过了，但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他听从父亲的劝告，留在当地做了教员。直到许世友的部队经河北到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郭力才与组织取得了联系。许世友的部队在河北停留了两三个月，建立起了根据地，许世友带领的大部队走后，郭力留下来组织了游击队，他带领大家挖地道，打游击，以后又负责根据地的军工生产。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组织安排郭力在天津负责组织军工生产，建国后，郭力又被调到中央重工业部工作。

刚解放时，组织上搞过多次干部审查，郭力从东北回老家的经历成了审查中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干部登记、调查中，郭力反复被问到：“你是哈尔滨地下党，怎么跑回家了？”当郭力解释说没有找到党组织时，总是有人不相信：“怎么会找不到党，难道连一个党员也找不到？”尽管郭力一次次地解释，但怎么解释也没用。有时候还得关起来审查，不能回家。一次次的审查，一次次不信任的口气、眼光深深伤害了郭力的心。虽然对这段经历组织上没有做结论，但当时审查人员的口气让人没法接受：“你怎么能从东北跑到关内来呢？”按照他们的逻辑，你私自离开东北就是逃跑，逃跑就意味着背叛。

李子政回忆：“郭力推心置腹地对我讲，中央派我到一汽厂当厂长，我不干。我已经被审查够了，但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将来再审查还是说不清，作为国家这么大个工厂的负责人，怎么能老是被人审查呢？郭力讲着讲着就流泪了。但国家任命了，不干也不行，刚好在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具体问题，郭力认为，从党的事业考虑，应该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和长春、吉林都有关系的东北人来当厂长，他当副厂长。抱定这个想法后，他就一次次给上级甚至给中央写报告，直到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次谈话让我对他更加尊重。”

郭力让贤，饶斌出山，就这样，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饶斌横空出世，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奋斗终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

汽车厂的项目定下来了，但将设想变为现实，第一步就是设计。要设计一座年产三万辆的现代化汽车厂，需要大量机械、汽车、建筑等专业的技术人才，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这是无法办到的事情。经过与苏联有关方面协商，一汽的建设全部委托苏联，由苏联方面负责包建。

1951年11月13日，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订了第00831号合同，即“中苏关于一汽的设计合同”，合同规定了苏联于1951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1952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以下简称“一汽”）的技术设计。

1952年1月23日，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完成一汽的初步设计，设计图纸由一汽的“第一名职工”陈祖涛从莫斯科带回北京。

陈祖涛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二儿子，1939年随陈昌浩从延安来到苏联，在苏联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51年8月，陈祖涛从苏联鲍曼工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在北京他见到周恩来。由于长期在苏联生活，陈祖涛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汉语水平甚至不如俄语流畅。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和所学专业后告诉他，苏联正在援助中国建设一汽，非常需要专门技术人才，你就到一汽去工作。现在你立刻到苏联去，以一汽代表的身份参加中方与苏方的谈判。周恩来给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陈祖涛，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陈祖涛回到了莫斯科。陈祖涛回忆道：

1951年9月，我带着周总理的信回到莫斯科。总理给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以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与和苏联的谈判，第二个是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去实习。张闻天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为人和善，温文尔雅，讲话不急不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看了周总理的信，高兴地说：“好，你就到商务代表处去报到吧。”我在那里具有几重身份，一是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人长驻商务处随时处理各种事务；二是使馆的翻译，我的俄文好，经常参加使馆的一些对外交往活动；三是为国内临时来苏联的各个代表团充当中苏双方的联系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1952年1月21日，一汽的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整个汽车厂的设计分初步、技术和施工图三个阶段。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就这么直接交给我，连收条都没有。此时我的身份又变成外交部的信使，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从莫斯科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后，专车接我直奔汽车局筹备处（今北京鼓楼扁担厂的一个小四合院内），把图纸交给郭力，筹备组立刻组织翻译组开始进行紧张的翻译审核工作。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著《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