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那孩子出了院子，我一路狂奔着跑进一个逼仄的胡同。等到气息稍微平复下来，才有时间考虑：高振麒知道我的行为后会怎么处理我？这孩子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就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马上带着这孩子回北平，把他保护起来，再向共产党方面打听和汇报。

共产党方面？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也不能确定杨红叶就是共产党员。管他什么党，他毕竟是孩子，是一个幼小的生命，不能残害他。打定主意，我要那孩子在原地待着，自己出去打望一下，回来抱上孩子叫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买了票，又抱着孩子找到车站旁一个小店住下。当晚，我和那孩子和衣而睡，其实紧张得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我们也不敢在嘈杂混乱的候车室多待，只在附近的角落里躲着，警惕看着周围的每个人，担心高振麒他们追来，把小孩儿抓走。直到进站上车，找了座位坐下。火车开动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在车上，我问孩子什么，孩子都不回答，总是警觉戒备地看着我。

辗转回到北平，我没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杨红叶家。

见到杨红叶，孩子好像终于松弛下来，和我也亲近了许多。我问孩子叫什么，问了几次，孩子才说自己叫晓光，已经两岁多了。我把孩子父母牺牲的事告诉杨红叶，她通过联络人打听到了孩子的父母姓名，回家慎重转告我要我抚养好孩子。不久，我递交入党申请，由杨红叶做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了不久，我带着晓光和杨红叶母女一路跋涉到达了延安。

这是高飞给共产党组织的书面报告，当然是假的，因为高振麒并不存在，真正的实情却在鲜为人知的迷雾之后：

“汉训班”毕业后，高飞在西安站工作，站长选中高飞打入延安，给他指示要他回北平，利用他和杨红叶的关系接近杨家，伺机加入共产党，并争取进入延安潜伏。这个指示刚刚下达，就接到情报要去执行任务，抓捕共产党在西安的一对地下党夫妇。

赶到那对夫妇家之后，那对夫妇明知已脱身无望，遂做牺牲前最后的抗争。当他发现晓光的时候，其中一个特务准备枪杀晓光，好在他脑子反应灵敏，及时制止住了同伙的举动。联想到自己要回北平随杨红叶母女进入延安，晓光是地下党遗孤，自己把他带在身边，也许能获得他们更大的信任。那时他就知道要进入延安非常困难，要启用很多手段才能安然隐身潜伏。他让同伙回去报告了自己的安排，站长马上让人给他买票，这样高飞带着晓光赶回北平。

从“抢救”下晓光伊始，晓光就用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眸看着他，他问什么晓光都不回答，跟木头人似的。后来他才知道，枪战把晓光吓坏了，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面对血腥使他产生了抵抗性失忆，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一切都在高飞的设计之中进行，带着晓光回到北平，深得杨红叶母女的赞赏，随之加入共产党后携晓光跟随杨红叶母女到达延安。和对高飞一样，晓光对杨红叶和杨妈妈的问话也都不回答，就是死死拽着高飞的手不放，在他心底觉得高飞就是自己安全的依靠。

晓光对高飞的静默、怯弱没过多久就得到了改善。

去延安的路上，不管高飞多累，他都一直背着晓光。晓光感受到了高飞温热的体温，也产生了对他的亲近感。去延安的路很艰难，随时都可能受到宪兵的盘问和阻截，他们一行人总是东躲西藏的。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晓光勾住高飞脖子的胳膊就更紧了，高飞会轻声说：“不怕，有叔叔在呢。”

跋山涉水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辖区，一行人的心情才轻松了一些。那天，晓光在高飞的背上说话了，“叔叔，我要尿尿。”

这是晓光开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高飞十分惊喜，蹲下来放下晓光，“尿吧。”

环顾四周，晓光害羞地站在那里不动。杨红叶大笑，“小孩儿还害羞，好，我们不看你，我们走了。”

杨红叶、杨妈妈还有其他同志往前走，晓光还是难为情地站在那里，高飞似乎明白他的心理，“你怕人家看见你尿尿啊？”于是，挡住晓光，“这样行了吗？尿吧！”晓光这才尿了，高飞笑，“嘿，你还真的害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