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的最后一关是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您认为越南在停战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讲了实话。我说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写在最近出版的书信集里了，也就是双方会进行大规模的血洗。“恐怕首先动手的正是您的朋友阮文绍。”似乎我把他得罪了，他跳了起来：“我的朋友？”“唉，总而言之是阮文绍。”“为什么？”“因为在越共开始屠杀以前，他将在监狱和感化院里先进行大屠杀。停战后不会有很多中立分子和越共参加临时政府的……”他皱了皱眉头，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说道：“您也相信会有血洗……但是有国际监督！”“基辛格博士，在达卡也有印度人，他们却没能阻止伊斯兰堡的军队大肆屠杀孟加拉人。”“是的，是的，如果……如果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什么，基辛格博士？”“要是我们把停战推迟一年到两年呢？”他重复了一遍。我真是无话可说，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说：“基辛格博士，不要叫我痛苦地认为是我使您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基辛格博士，相互残杀是免不了的，不管是今天还是一两年后。而如果把战争再延续一至两年，除了被屠杀的人以外，还要加上死于轰炸和战斗中的人。我说明白了吗？10加20等于30，是死10个人好呢，还是死30个人好？”为了这件事我有两夜没有入睡，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我直率地向他说了。他安慰我，叫我不要为此事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计算是精确的，死10个人要比死30个人好。这件事也说明了他的特征和他的个性。他什么话都听在耳里，像计算机一样把所有的话都储存进去。当他宣布一条在别人看来是过时的、不好的消息时，他说起来却似乎是一条最新的好消息。

大约过了25分钟，他认为我已通过了考试，考虑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还是使他不安。因为正是一个女人，也就是写《亲爱的亨利》那本书的法国女记者弄得他狼狈不堪。虽然我是出于好意，但他仍担心我可能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使我很恼火。当然，我不能说出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就是说，我根本不会爱他。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请他别把我置于1968年在西贡所处的境地，那时由于一个意大利人干了不光彩的事，我不得不采取鲁莽的行为。他听明白了我这个暗示：我不能对一位同行的低级趣味负责，我不应该为她付出代价。如果必要，我可以戴上两撇小胡子去见他。他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可是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他告诉我也许可以在星期六安排一小时。11月4日，星期六，早晨10点钟我再一次来到白宫。10点半走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了也许是我所经历的最别扭的一次采访。上帝呀，太折磨人了！我们的谈话每隔十分钟就被电话铃声打断一次，都是尼克松打来要东西或询问事情的电话，就像一个离不开妈妈的、不讲礼貌的讨厌的孩子。基辛格关切地、恭敬地回答着他的问话，而对我的讲话则断断续续，使我更加难以听清。后来，当他谈得最精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揭示他的个性中不可捉摸的实质时，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尼克松打来的，他问基辛格博士能不能到他那里去一会儿？“当然可以，总统先生。”他霍地站起身，要我等着他，并答应设法再给我一点时间，说完就走了。我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两小时后，当我还在那里等他时，他的助手迪克·坎贝尔走进来，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总统去加利福尼亚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开票箱以前不可能回华盛顿。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访，要是我能等到11月底，事情都比较明朗化的时候……

我不能等，也不值得等。对已经拿在手中的肖像再去证实有什么用呢？这幅肖像是由混乱的线条和色彩——不置可否的答复、吞吞吐吐的语言和令人恼怒的沉默——勾画出来的。显然，关于越南问题他不能告诉我更多了，他讲了这么多已经使我惊讶。他说，这场战争是否将很快结束或者继续下去，这不完全取决于他，他担当不起因多说一句话而带来的后果。如果要谈他本人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每当我向他提出明确的问题时，他就支支吾吾起来，像条鳗鱼似的溜走了，是一条比冰还要滑的鳗鱼。上帝，这个人真像块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有改变过那没有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讽刺就是表示出严厉的目光，他始终保持着那单调、表示忧虑、一成不变的声调。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总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他讲话时却始终一动也不动。为了确认录音机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对它进行了检查。你听见过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烦人的滴答声吗？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他的思维也从来不被胡思乱想、古怪的念头和错误的欲望所干扰。一切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就像一架无人驾驶飞机一样。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仔细推敲过的，绝不会漏出他不想说的话，而他说的每句话又都能为他所用。在那些日子里黎德寿一定湿透了一百件衬衫，而阮文绍的狡黠一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基辛格有着棋手的神经和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