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陛下，在听您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个疑问：您对阿连德的死是怎么看的？

巴：我认为他的死给我们上了一课。如果谁想真的干点事情并希望取得成功，那就必须明确地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采取中间路线和妥协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要么当革命者，要么寻求秩序和法律。想要保存秩序和法律就不能成为革命者，容忍更不行。如果阿连德要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治理国家，那么他为什么不重建社会秩序？当卡斯特罗上台时，至少杀了一万人。而你们却对他说：“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是好样的，因为他还在台上。但是，我也在台上，我想继续留在台上以说明依靠强力是可以干很多事的，甚至可以证明你们的社会主义完蛋了。陈旧，过时，完蛋了。100年前人们谈论社会主义，是100年前写下的东西。今天它已不符合现代技术的要求。我在这方面干的事要比瑞典人多。难到您没有看见，在瑞典，社会党人也在丧失地盘吗？啊，瑞典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森林和水源还没有国有化，而我已经做到了。

法：陛下，我又不明白了。您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社会主义者，而且您的社会主义要比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更先进、更现代化？

巴：肯定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保障那些不劳动的人到月底照样跟劳动的人一起领取工资的制度。而我的白色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刺激劳动的。这是新颖的、有独到见解的社会主义……请相信我：我们伊朗要比你们先进得多，我们确定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向你们学习。关于这些事，你们欧洲人从来不予报道。国际新闻界渗透了如此之多的左派，所谓的左派。啊，这些左派！他们甚至腐蚀了神职人员，甚至腐蚀了神甫们！连神甫们也成了只搞破坏的捣乱分子。他们除了破坏，还是破坏！甚至在拉丁美洲国家，在西班牙也是如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滥用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会！他们谈论不公正、平等……啊，这样的左派！等着瞧吧，看他们会把你们引向哪里。

法：陛下，我们再来谈谈您吧。在那忧伤的面孔背后，您是那样寸步不让，那样强硬，甚至无情。说到底，您与您的父亲是如此的相像。不知您父亲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巴：没有任何影响。我的父亲也不能影响我。我已经对您说过，没有任何人能影响我！是的，我与我父亲在感情上联系很密切。是的，我很钦佩他，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企图抄袭他的经验，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我想这样去做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人的个性截然不同，而且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条件也很不相同。我的父亲是从零开始的。他上台时，国家一无所有，甚至不存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与俄国人之间的边界问题。我的父亲能与各国都保持睦邻关系。说到底，当时唯一的威胁是英国人，他们于1907年同俄国人瓜分了伊朗，希望伊朗成为介于俄国和属于英国的印度帝国之间的一块不属于任何人的领地。后来英国人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对我父亲来说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而我……我不是从零开始的，我有王位。但是，我刚登基便发现我得去领导一个被外国人占领的国家。我那时只有21岁。21岁很年轻，很年轻！此外，我不仅要留神外国人，而且要对付一个由极右派和极左派组成的第六纵队。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影响，外国人制造了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也许我比我的父亲遇到的困难更多，这还不包括一直持续到几年前的冷战时期。

法：陛下，您刚才提到了边界问题。如今谁是您最糟糕的邻居？

巴：很难说，因为谁也说不准谁是我最糟糕的邻居。但是我可以回答您，目前是伊拉克。

法：陛下，您把伊拉克当做最糟糕的邻居使我很吃惊，我本以为您会提出苏联。

巴：苏联……我们与苏联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我们与苏联之间铺设了一条天然气管道。总之，我们卖给苏联天然气，苏联向我们提供技术人员。冷战已经结束。但是与苏联之间存在的还是老问题。与俄国人打交道，伊朗必须记住，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不要成为共产党国家。没有人会疯狂和天真到否认俄国帝国主义的存在。尽管在俄国很早以来就存在着帝国主义政策，今天，它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因为今天它与共产主义的教条联系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对付单纯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比对付既是帝国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容易。在苏联存在着被我称为钳子形的策略。通过波斯湾到达印度洋是他们的梦想。而伊朗则是捍卫我们的文明和尊严的最后堡垒。如果他们要攻打这个堡垒，那么我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们的抵抗能力和决心。抵抗的问题今天就已经摆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