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比当中央情报局的显赫官员达28年之久，还当了两年半的局长。他的自我叙述是其真实的写照。他是这么说的：“怎么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出于偶然的机会。为什么进中央情报局？为了智力冒险，也为了爱国主义。我的父亲是陆军军官，他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从他身上既继承了爱好旅行的传统，又继承了热爱美国的传统。我父亲的家庭于1600年从英国迁居这里。两百年之后我母亲的家庭也从爱尔兰迁来。我母亲在巴拿马怀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小时候曾在中国的天津住过几年。18岁时去法国学习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毕业于法律系，本来想当个律师，为什么最后成了侦探？肯定不是为了消遣。我从来没有看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书，只读过政治、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著。事情就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军官，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我不愿意留在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关注战争的进程，于是自愿加入了伞兵队。那时我22岁，一天，战略情报局来了一个人。他正在物色适合空投到欧洲去支援抗战的人员。这个差使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接受了。他们曾先后把我空投到法国和挪威。在那里我与游击队一起并肩作战，进行破坏活动。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解散，我当了律师。但是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又进了秘密情报机构组织，到了中央情报局。朝鲜战争后我在意大利待了几年，然后又去华盛顿和世界各地。在吴庭艳执政时代和1969—1970年间，当我领导‘凤凰’行动的时候，我曾两次去越南。”当然他没有谈到凤凰行动经常采用暗杀手段，消灭了两万名越共游击队员。当我提醒他这一点时，他认为两万人不算多，在一次战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没有谈到近几年来发生的悲剧无一不与他有关。他与智利、塞浦路斯和库尔德族人的悲剧都有牵连，这仅仅是随便提到的两三个例子。但是他承认自己是那些资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采访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报局在我国进行的行贿活动。

采访—吵架是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普通别墅里进行的。那里是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居住的地方。（他的两个大孩子已经结婚。最大的34岁，是个律师。）我采访了他两次。一次是星期五的上午，另一次是星期日的整个下午。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失礼或表现出不耐烦，无论在哪一次他都没有催促过我。他始终彬彬有礼，举止文雅，非常克制，可谓完美无缺，就像他在回答参议员丘奇①[①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1924—1984），美国参议员。1975年领导“国会负责调查政府情报行动专门委员会”（又称丘奇委员会），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中央情报局超出它原来的收集情报的使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活动。

]或众议员派克代表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质问时的表现一样，甚至在谈及中央情报局的罪行所产生的丑闻和他被迫辞职这些问题时也没有使他困窘。可想而知我当然更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当几乎全世界都报道了我的采访记从而引起轰动时，他依然保持着镇定。这次轰动同我发表对基辛格和库尼亚尔的采访记后引起的轰动程度不相上下。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还是在报刊上，他都宣称这篇采访记说明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是如何取得辉煌胜利的，而我又是如何遭到惨败的，并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克格勃的头头？后来，为了向我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宏大量，并说明他对我的傲慢毫不介意，他还给我写了几封短信，对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