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尔比先生，当然他们不是您的“顾客”。

科：我指的是一般老百姓。

法：您在意大利时最喜欢哪一位政治家？

科：我想是德加斯贝利。但是我不能点名，我不应该点名。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我并不认识……我是一个青年官员，我的工作是收集情报，并与政治团体保持接触，因为我会讲意大利语。我只能告诉您，那时候，我主张向左派开放。是的，向社会党人开放。过去我尊敬他们，现在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社会党人是西方人，是欧洲人，他们确实信仰自由和民主。早在50年代，我就认为他们与共产党结成联盟是犯了一个大错。但是我也认为那样的联盟是不会长久的。为此，我确实主张向他们开放。但是，这并不是美国当时对意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法：是的，那时的大使是克莱尔·布思·卢斯。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人，您过去和现在与美国大使馆的合作达到了什么程度？

科：显然，过去我与大使馆进行过很多合作。我那时是政治专员。中央情报局总是同各使馆一起行动，大部分情报来自我国的各驻外使馆。卢斯太太工作得很出色，好极了。我至今还是卢斯太太的朋友。她是一位风趣而能干的妇女。

法：在干涉我国的事务上尤其能干，尽管我的国家不是她的殖民地。但是你们在意大利的活动不仅仅通过使馆。谁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意大利的真正立足点是国防情报处。请问，您有什么权利擅自利用我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监视我在家里的行动？比如说，您有什么权利来监听我的电话？

科：因为这可以使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至于监听电话……我可以肯定我的电话在很多国家多次受到监听，但我从来就不在乎。即使现在受到监视，至少在感情上，我也毫不在乎。但是我排除监视的可能性。试图去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去了解人们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这又不是去窃听别人的隐私，只是为了弄清您是否有一支要向我瞄准的手枪或者用来对我下毒手的其他武器。总而言之，您要问我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在另一个国家通过地下活动来使用它的情报机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法律回答说不行，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却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行得通。因为从道义上说人们有权利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借以保护自己。它是不合法的，但是人们有权利这样做。

法：让我们来看看我是否理解得对。您承认是不合法的，但是却又认为通过别的国家的情报机构进行活动则是合理的，例如通过我国的情报机构。

科：并不尽然，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一种情况是，一个外国的情报机构帮助我们，这是由那个国家的政策决定的。另一种情况是，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这是两个邻近的盟国，他们都担心受到入侵，于是就一起工作。

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最杰出的行动是斯维特兰娜·斯大林从莫斯科的叛逃，对不对？

科：我不能说，特别是在调查期间，我不能谈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与外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如果我这样做，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这样做，那么人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们的情报机构了。一个情报机构不应该谈论它的伙伴。您无法想象曾经发生过的事给中央情报局带来了多大危害。大极了，其影响遍及整个世界。现在就有人对我们说：“我怎么能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能把生命交给你们吗？或许你们会把一切都告诉参议院和国会。”很多人和我们翻脸，很多过去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不再继续干了。”甚至某些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对我们说：“不，够了，我们过去给过你们那么多的秘密材料，从今以后我们什么也不给你们了。”我们失去了很多合作机会和很多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