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没有一个字相同的教科书》一文所述，由于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故此教育的第一急务是认字，不要求会讲。在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怎样用，要求很低。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的优点和缺点》 页59。见陆鸿基编《中国近世的教育发展》，华风书局，1983年。该文节录自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4年。相沿成习，背书而不讲变成了遍及传统中国的风气，不但不讲识字的书，连经书也不讲。但实际上，不少父母以至塾师并不是完全赞同的。

赵元任家请了一位先生教书，这位先生十分严，但赵元任他们包括祖父都喜欢这位严师，因为他总给孩子讲书。这个先生非要念什么就懂什么。每天上的那一课先生会抄下生字，慢慢讲解。当然，这个先生还是要背书的。

蒋廷黻的一位老师，要求学生指出书中不认识的字，他把指出的字高声念出来，再讲新功课给学生听。这种方法比不讲好，因为先明白了有利记忆，不过蒋廷黻又补充说：“我不得不承认有时老师讲的很不清楚，和没讲一样，可是我也不敢说出来。”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21。

包天笑的父亲因为自己年少失学，所以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自己是商业中人，但觉得教孩子死读书死背，是不对的。他曾经请过两个先生，都要求给小孩子讲，以开他们的知识。第一位先生很认真，也有学识，听了这样的要求，也不反对，也不全依。他的回应是：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同时，要应科举考试，若主试的出一个题目，应试者读熟了书，一看便知题目的出处，才可一挥而就。

这是专从考科举的角度去想。这位先生又举出背诵的另一个理由，却也十分合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

这确是当时教四书五经不易讲解的一个技术理由，因为教的都是超乎小孩子理解力的圣贤经传，实在不易讲得明。包天笑的第二位先生确是给他讲书了，但《大学》、《中庸》、《论》《孟》这些哲理的书，小孩子听不懂，这位先生的学问也差了些，所以自己也有些讲不明白。于是，一心要作育子女成才的包天笑的父亲，又去搜购易于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儿童故事之类，其中《孝弟图说》还是木刻有精致图画的，结果效果也一般，因为这位先生讲是讲了，但是呆呆板板，学生不感兴趣。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34。

像这样的父亲，可谓深识死背书的弊端而用尽气力扭转了，结果虽然不能尽美，但是包天笑对读书没有很大的反感，从来没提过戒方和硬背的苦处，大约也得益于他父亲的这种努力。

至于教师却也难为，对小学生去谈性理之学，如何讲得明白？许多乡村的塾师没有能力讲得透彻，有学问的也不免讲不清。所以这是个课程本身的问题。只背不讲的习惯，可能就是从讲也讲不明白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

据张志公的研究，历史上，凡过分深的、儿童不能理解的蒙书，都站不住脚，纵使编者是大学者朱熹也一样。可见好的蒙学书也要顾及儿童的学习心理。对于经书，前人亦不赞成完全不讲，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也说，九岁以前颂《孝经》、《论语》、《尚书》，没有说要讲，到九岁，颂《春秋》及诸史，就开始讲解，使晓义理。转引自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页205。载《近代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研院”，1992年。可见完全不讲不是办法，故此后来发展到可以讲明白的也不去讲，实在是完全偏向，不免流弊丛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