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科举废了，但学堂的路并不是完全畅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叫少年人无所适从的情况仍然存在。

周一良的家是所谓旧家，这种旧家重视旧学，未进学堂之前，要子弟受良好的古典学术训练，很重视私塾教育。周一良说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有邵循正、张芝联等教授也属于这种旧家，也是不读中小学堂，直接读高等学堂的。周一良自己一直在家读书，直到考大学才进学堂。由于没有毕业证书，考大学时到琉璃厂买了一张假证书，还借用周氏家族在原籍所设的一家中学的名称。《つまりは书生——周一良自传》页13，25，东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

黎东方从高等小学毕业之后，又被送入私塾，为的是他母亲想他打好中文的基础，而舅父则抱着科举可以恢复的想法。

我卒业于第二高等小学，是民国九年。母亲与两位舅父商量了一下，认为我的中文程度太低，把我送进全节堂，再作一年私塾学生。……我所读的，也是《诗经》、《左传》，外加《古文观止》。顾先生不肯讲给我们听，只教我们发音。他每隔几天，令我们作文一次，略改几个字，不讲。他对我颇有成见。……我是念过洋学堂的，有习气。有一次，他叫我写一篇《辟平等自由说》。我问他怎样写。他说：“平等便是无父，自由便是无君，无父无君，便是禽兽。”于是我遵办不误，照他所说的写了，写了七八十个字便交卷，也实在想不到更多的理由。他读了，勃然大怒，拖了我的手，重重打了十几下手心，打得我的手肿得又肥又红。又一次，为了我在文章里面用了进口货三个字，他也打了我一顿，原来他认为这三个字不雅（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懂得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

顾先生深信“科举必复”。二舅父颇以他的说法为然。然而二舅父言行一致，至死不肯把儿子与女儿送入洋学堂读书，顾先生却早已把儿子送到上海，念了中学又念震旦大学。黎东方《平凡的我》页67—68。

对新路向的陌生也令父母彷徨，1921年左右，钱歌川要选出路，按他的描写，当时做父母的，真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

清末民初，科举制取消，从那以后，读书人的前程，就有了多方面的发展，要自己去选择一条出路。……这就难为做父母的了，在这新时代中，学徒制已为洋学堂所取代，无论士农工商各种行业，都要进洋学堂去学习……一般做父母的，对于洋学堂的知识有限，送子女去进洋学堂，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常要向这人请教，向那人商量……儿女多的人家，每每要看头一个打先锋的结果。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页40。

学堂已经不止是读书人的选择，连以前由学徒出身的工作，也要先在学堂学过，但是新旧之交，由一纸公文来推动改革，订定制度细则和推行上却配合不上，令这种无所不包的新式进身之阶，不免为家长和学生都带来了一些前途的烦恼。

在混乱的前进之中，中国社会本身却表现了自我调节的动力，而且借用了不少传统力量。下面分别以《旧学塾 新课程》和《旧传统 新努力》两文，分别介绍在传统中的蜕变以及在新制度之下，旧力量所作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