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的成立，本来是改革学塾式的教育，引入新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英文是众多科目之一，和新的教学精神并没有绝对关系。不过，当时无论租界还是内地的新式学堂，有可能的都会设英文科。留学日本虽然热门，选择外语却以英文为多。这可能是以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来衡量的。此外，由学堂然后留学，是许多中国成名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所以英语能力格外受到重视。再加上此前已有教会学校，不在中国办学的系统之中，轻中文而重英文。种种因素，使中国的教育改革与中英文地位缠绕不清，于是有了重视国文或英文的问题。

传统中国的教育可以说只有国文和国学，改成新式学堂之后，原来的读书人家庭，对国文仍会较为重视。冯友兰的父亲认为国文是一切学问的根基，学其他新学之前，先要把国文的底子打好。黎东方的父亲是举人，黎东方进入高小后，国文从未超过70分，他的母亲深知孩子的国文程度低，拜托了同读一校的堂兄每天下课之后，为他讲解《孟子》。堂兄极负责任，每天也必定走遍全校的角落，把堂弟找到，带进他的宿舍，关起门来灌输《孟子》的“性犹水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弒君也”等等。黎东方显然是不太领情的，他情愿打球也不会自动出现学《孟子》。到高小毕业后，他的母亲和书香世代的两个舅父商量，认为黎东方的中文程度太低，决意把他送去再做一年私塾学生。当时已是1920年。黎东方《平凡的我》页48，67。

曾虚白的家庭也是书香世代，父亲曾孟朴国故修养甚深，十几岁就名闻乡里。曾虚白自小得到父亲栽培，但最初激于国事日非，以培养爱国思想为当务之急，直到迁居上海选学校至高小阶段，曾孟朴才注意到儿子国故学业的落后。着意找到一间重视国学的三育小学，让儿子倒过头来再补修国学。

当时的学校，内地的比较重视国文程度。由于新知识未普遍，入学考试往往是一篇作文，程度较高的学校或北京、上海等早有新学的地方，也有考数学或英文的，但投考的学生不少来自内地，数学英文往往交白卷，但不止一次，只要国文考得确实出色，也会取录。入学之后，也以国文成绩为重点。“这时候虽说是学堂，但众所注意的，还是国文。国文好的人，即是英文算学都不好，也是这一班中的第一人。”龚德柏《龚德柏回忆录》页8。这是湖南辰州中学堂的情况，当时已是1908年以后。马叙伦在杭州也是这样，同班同学已学到微积分，他连三角也未学好，但因为国文历史成绩好，可以编在同一班。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页12。

在上海等地方，学校就较为重视英文，大中小学都如是，中国人办的还好一些，聘请名宿任教，像上文提及的三育小学，“在一时风尚，上海教育界都偏向于注重西方课程的潮流中，只有三育小学是唯一注重国故学业培养的学校，它所聘的老师都是一时名宿”曾虚白《曾虚白自传》页30。；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的校长是前清翰林唐文治，他规定中文不合格的，一概留级。不过为了吸收新学，他又规定，除了中文、兵操两门课程之外，一律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黎东方《平凡的我》页73。

至于上海的教会学校，一般人的印象是轻视国文，设国文课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萧公权记1915年左右，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情况：“在民国初年上海的教会学堂教国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办学的宗旨是传教，自然不看重国文。进教会学堂的学生多半意在学好了英文以后，在十里洋场里面谋生活。他们对于国文也自然不感兴趣。在这种形势之下，教中学国文本已不易见长。如果教员本身不甚健全，或教授不尽得当，极容易被学生轻视，甚至受他们揶揄。”例如某教师讲书时不甚明晰，批改习作也近乎草草了事，他曾在上海写过鸳鸯蝴蝶派小说，学生经常出言侮慢，问他怎样学得写淫书等。有一天该先生说起各地小贩叫卖食品似歌非歌的声调，认为有风趣。于是顽皮学生离开座位，绕着教室，南腔北调地高叫五香豆腐干、抄手面、萝卜赛梨儿。萧公权又以为国文课程多数排在下午，成为全天课程最后的一堂，是教会学堂轻视国文的一个无意的表示。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