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享用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和产品，需要经过复杂而互相关联的活动才能生产出来。那么人们是怎样互相激励，从而准确行动的呢？甚至在圣人的社会中，如果每位圣人不想使自己陷入“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生活，也得用一定的程序来诱导恰当的积极协作。毕竟，在圣人们能够有效地帮助别人之前，他们必须决定“该做什么”、“在哪儿做”以及“什么时候做”。

自从霍布斯探究社会以来，已经过去了350年。霍布斯可能没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集体”生活有多么重要。因为，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相比，霍布斯时代的社会要简单得多，更多地受到习俗和传统的束缚，而不大有迅速而具破坏性的变革。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中期，才有一批思想家开始思索为什么这样的社会能够“运转”——个人在信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追逐自身利益，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形成了井然有序且成果丰硕的社会。

在这些18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亚当?斯密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最敏锐的人之一。在斯密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只有统治者的精心筹划才能使一个社会免于退化到混乱与贫困。斯密不同意当时的这种公认的流行观点。但是，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必须描绘出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协作过程。在他看来，这个过程不仅在政府关注缺席时能起作用，甚至当政府的政策不对时，这个过程还能消除错误政策的后果。亚当?斯密于1776年将他的分析著书出版，即《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 国富论 》，并以此确立了他“经济学之父”的声誉。他并没有发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比前人更全面地发展了这一思维方式，并首次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

1.4 智力工具——经济学家的技能

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指什么呢？简要地说，正如这个说法本身所提示的，它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在本书开头的引用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作过恰当的表述：

（好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施政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这种“思维技巧”又是什么呢？要把它既清晰又简练地描述一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等你自己有了实践经验，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也许，它可以概括为由下述基本预设导出的一套概念：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和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他们期望的额外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这是个相当概括的论断。所有社会现象？没错。事实上，不妨在一开始就承认，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的解释范围非常广，并不局限于人们平日谈及社会的“经济部门”时所想到的事情。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货币、利润、商业和金融的学问，也不单是对人类竞争行为的研究。实际上，经济学研究人们的选择及其无意的结果——未预期到的副作用。高峰期的交通和国际贸易都能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非营利性组织、关注社会的慈善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也可以。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法来解释沃尔玛和通用汽车这些公司中人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将其用于美国国税局和农业部呢？像社会团体一样，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是由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个人基于他们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不要误会，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假设人人自私、物质至上、目光短浅、不负责任、一门心思向钱看。“人们基于他们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这一假设并没有暗示以上任何一项。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把什么东西看作收益和成本，以及他们以怎样的相对价值衡量这些收益和成本。经济学理论不否认慷慨、公益精神及其他美德的现实性或重要性。经济学家如果真的否认事实，那他们就成傻子了。事实上，亚当?斯密关于美德同样写过一整本书。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关注三个方面：其一，个体的行为；其二，群体内的交互；其三，前述两种活动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个体行为的关注强调了优化和权衡，或者说取舍。“优化”意味着使用者最大限度地从资源中获取他想要的东西，而稀缺使得优化成为必要。尽管有些人手里掌握着无限的资源，似乎没有优化的必要，但是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时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稀缺资源，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人也需要优化。你在山上滑雪一周，就意味着这一周你不能去海边晒太阳。无论你挣多少钱，你都必须选择。甚至比尔?盖茨也得选择如何最好地使用他的时间和财富——下个月他是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呢，还是到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享受一次来之不易的假期呢？即使是他，也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也要权衡取舍。事实上，当他在决定挣来的又一个10亿美元该干什么的时候，他也面临权衡，或者说选择：他是该把这些钱塞到床垫里呢，还是投资再建一家微软呢，或是拨给他的慈善基金？他的选择可能和你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和你一样，就是他也得面对稀缺性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会澄清优化的过程，即稀缺性约束之下的选择行为。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澄清了人与人的互动中一些重要而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说个体经济行为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那么群体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大量个体计划之间的多种多样甚至互不兼容。我们通过优化以应对稀缺问题；至于需要与成千上万我们甚至不认识的人合作，则需要通过参与协调过程（coordinating process）来应对。城市交通的例子能同时说明这两个方面： 当上班族规划行驶路线、考虑何时并线、决定绿灯变黄灯时该加速还是减速时，他们是在进行优化，或者说做出选择，即在特定的情形下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他们的行为通过一个过程得到协调，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仅仅是所有人行为的简单加总。没有一个司机（也没有一个中央交通调度员！）能够控制这一过程中所有人的交互，然而这个过程却能协调全部个人决策。尽管这个过程从不完美，但大多数人还是能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这就使得我们思考“无意的结果”这一观念。每个司机都想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一路上都要不断作决定，都在路上与他人进行协作。但是整体的交通运行，却不是某个人有意设想的结果，要保证有序的交通，也不需要一个虚拟的中央交通调度员来指示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复杂的交通形态是自发呈现的，来源于人们“仅仅是各自开好自己的车”所带来的无意结果。很多时候，人们会问：“作为并非有意设计，而只是人们各自逐利行为的副产品，这类有序的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呢？”正是这类问题的提出，激发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人们的优化行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专业化（或者按照亚当?斯密的提法叫做劳动分工）是增加产出的必要条件，而由此而来的产出增长，在几个世纪以来极大地扩充了“国民财富”的积累。但是，缺乏协调的专业化带来的则是混乱，而不是财富。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特定目标，与此同时对旁人的利益、资源和能力几乎一无所知。但自己的计划要想成功却又依赖与别人的合作，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