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邓颖超手里没有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要进办公室，得事先报告。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