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杜修贤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杜修贤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杜修贤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他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杜修贤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杜修贤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地记住了杜修贤，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杜修贤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盯了他一眼，那眼神叫他吃不准是不是要责备他，心里不觉得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周恩来叫他“老杜”，使杜修贤不自在了半天，总理多大他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他说完，周恩来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杜修贤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杜修贤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犯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