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热闹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上相对平稳的持续阶段。

周恩来开始考虑重新接通中断了二三年的外交航线，第一个要去的国家便是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出访人员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没杜修贤的名字，就问秘书：“老杜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这时秘书将杜修贤去新疆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总理。

“叫他回来，立即回来！这次出访的摄影记者还是定他。”说完，将老花镜重重地放在桌上。

杜修贤收到加急电报真不敢相信，看了又看，千真万确：叫他立即动身回北京。一定是有出访任务。他暗暗猜测。

第二天杜修贤匆匆告别了伙伴们，以为还要回来的，也没什么惜别的话语，只是大大咧咧地和大家握了握手，相约再见时要带“牡丹”牌香烟酬劳同伴。

命运是无法猜度的谜。

杜修贤活着走出大草原，可他们死了，永远长眠在大草原。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杜修贤朦胧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铁列克提。以为是在做梦，猛然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他已无法抑制因悲悚而来自心灵的颤悸。

他们死了？！

就在他离去的第二天。他的伙伴们骑上了死亡的马背——又去常去的湖边打猎……突然苏联的坦克在他们周围出现了，子弹穿过他们毫无防备的后背……

列车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的抗议书。

可怜的伙伴们，还有那个和他一同到新疆的年轻人，就这样生不明死不白地埋葬在那遥远宁静却散发血腥味、火药味的国界线上。

壮士一去不复返！而杜修贤却是幸存者。

他越来越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阴谋……

回到北京，他看到更大的阴谋在高层政治中有条不紊地实施：老帅们卷起铺盖天南地北地“流放”（有个响亮的叫法：疏散），部长们下放牛棚猪棚（叫法更动人：“五七干校”）……他个人的命运在这么悲惨的大背景下又能算得上什么呢？

回家的喜悦被从天而降的噩耗夺走了。跨进久别的家竟挤不出一点笑容，他很愧疚，望着家人惊喜而又怨恨的表情，说：“我很累，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