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再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28-30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使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做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启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蓟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

2日至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6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由衷愿望。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不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4月9日、11日和12日，他出席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针对谁？周恩来也有猜测，但从未想到矛头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4月28日来华，5月11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