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表面上看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3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年10月3l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众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在建国后十七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利用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