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赴京。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974年夏天，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邓小平在国务院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总理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在当时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脑子里都做过酝酿，又必定各有己见。1974年10月14日张玉凤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提议，这无疑打乱了“四人帮”长期迫害周恩来，妄图抢班夺权的计划。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便成了“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的一个目标。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四人帮”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发难邓小平，并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四人帮”一伙认为抓住了邓小平的口实，便密谋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以期达到恶人先告状的效果。10月18日，江青对王海容、唐闻生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开会，在谈论”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就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也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伙的，周恩来是后台，你们有机会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又把王、唐二人叫到钓鱼台17号楼，张春桥说国家财政困难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诬蔑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王、唐二人第二天赶到医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是他们四个人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10月12日，王、唐二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对江青一伙的胡闹很生气，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毛泽东的提议积极支持。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还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把自己一伙比喻成“法家领导集团”，言外之意，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是不能进入领导集团的，“四人帮”还把自己的得力心腹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企图在选举中能使他们的代理人掌握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权。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至此，毛泽东在1974年11月12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974年毛泽东又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邓小平前一段工作的考察，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性强。”

这位最高决策人对“四人帮”的察觉和对邓小平公正的评价，使江青妄图组阁的阴谋失败了。

“四人帮”并不甘心四届人大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利用他们手中的工具，制造“反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有丰富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一方面要遏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要使整个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疮痍中恢复过来，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赢得了民心。

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多次针对“四人帮”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却一波三折。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

1975年9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那时仍然坚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不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自由，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这期间，康生也乘邓小平离京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指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们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分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