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立即骑自行车去中南海看望父亲。

朱德住处靠近中南海西门，朱敏回家一般也从西门进去。她到西门后，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

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朱敏一听，吓一跳，几天前还能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她连忙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听她的解释，只是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违反命令。然后像木桩一样，笔直站立，目不斜视，望着前方，指挥车辆进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

朱敏呆呆站立在空旷的门外，仿佛这红墙这中南海这经常进出的西门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一样。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这处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绛紫色的红墙那么刺目，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让人感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

原来一堵墙可以让人品赏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夺——自由和亲情。

如果说以前朱敏流落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那么，如今朱敏是有家难归，站立在亲人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

中南海里上演这幕红墙内外亲人不能相见的悲剧，恐怕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独幕剧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再没有听说哪位领导人的孩子不能进中南海和父母团聚的怪事了。

朱敏从卫兵镇定的神态看，进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父亲她不能进中南海了。她以为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的。哪知朱德在电话里听说女儿不能进中南海，许久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再回家来，好吗？”

朱敏不知道父亲所指这种状况是指中南海门岗还是社会状况？因为是传达室的电话，她不敢多问，只好等见到康克清妈妈再说。

朱德没有料到，自从女儿这次不能进中南海，也就意味着家人再也没有进中南海看他的权利了。他所说的“等以后”，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遥远南国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儿团聚。但是他为了以后能和孩子们团聚，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

过了一会，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和朱敏谈了父亲的近况。听说父亲除了沉闷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朱敏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父亲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有一种自己被隔离或者是亲人被软禁的感觉。

康克清正在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斗心急如焚，她一见朱敏，如同看见可以诉说知心话的人，她的着急她的忧虑，强烈地表现在她的言语中。可是作为晚辈却无法分担康克清妈妈的忧愁，只能在传达室里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小声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

后来批斗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正像朱德预料的那样，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帅府的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中国妇联的大院里。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牵着他们的大儿子，步履蹒跚，远远朝传达室走来。

朱敏一惊，康克清妈妈呢？怎么让父亲一个人来？多日不见父亲，他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增添了许多，谈话时爹爹的神色忧郁，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儿见面，不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的。朱德没有多说什么，一一询问了几个外孙情况后，然后又和以前一样，要朱敏积极参加学习，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他康克清妈妈呢？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

一边的儿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游街了，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朱德不再作声。朱敏也不想再问什么了，在这个谁都可以进来的传达室里，他们父女能说些什么呢？

朱德起身离开了传达室，女儿望见他渐渐弯驼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说什么，不等于心里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妈妈更难，妈妈有什么苦恼还能和我们说说，可是父亲这样的身份和在这个高层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内心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的人不会那么快地苍老，情绪也不会那么低沉。

眼泪无从弥补永远的失去。如今女儿手中唯一的亲笔信，竟然是从别处征集来的

自从朱德开始被红卫兵大字报打上红色叉叉后，朱敏一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老子反动儿混蛋”，朱德的女儿势必在劫难逃。

果然没有几天，一生执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开始“迎接”频繁“光临”的红卫兵小将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教育”，看着他们挥动纤细的臂膀，口口声声要她交代父亲反毛主席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