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拂开妻子前额的头发，轻轻地抚摸着那道伤疤。面对着战争年代一同出生入死、辗转千里，和平年代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的妻子，他心头的热潮化作了泪水。

他按日本礼节，向妻子鞠躬：“谢谢！谢谢你一人尽了两人的孝道！为了我，你……”

一对老夫老妻，凄风苦雨相伴……

他指着江青的画像坚定地说：“他们坏事做得太多，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的，一定会垮台的。”

在廖承志丧失自由的时候，他的外甥女李媚托舅妈悄悄将珍藏多年的画带进了隔离室。

廖承志见到这幅画，深深理解外甥女的苦心。他对妻子说：“这回该我像钢丝了，我要顽强乐观地活下去，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干呢！”

原来，在1946年4月，廖承志随周恩来从重庆飞往南京，到中共代表团工作。在南京他与姐姐廖梦醒相会，其时姐夫李少石在重庆被国民党谋害已数月，外甥女李媚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

为此廖承志给外甥女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胖子笑眯眯的，两手按膝腆着大肚子坐在竹椅上，俏皮地挤眉弄眼，一副乐天的样子。

上面的题词是：“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和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

他以此来鼓励外甥女要乐观，要坚强地摆脱丧父的哀痛。

廖承志认为，画和意志的结合会成为一种精神的盾。因此，当女儿笃笃大学毕业后被当做可教育子女“发配”青海劳动，远离父母，屯垦边陲时，他把心融进了画中，把人也融进了画中，画了两幅回忆长征的速写画，悄悄让妻子夹带出去寄给女儿。

因为他想，物质的支援固然是必需的，失去自由的父亲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觉得应该使女儿成为一个精神富有者，应该持有一种精神的盾，帮助她渡过重重难关。

那两幅画，一幅是一位红军在长征路上倒下了，另一位瘦骨嶙峋的战士默默地向战友致哀，然后迈着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催人泪下。

他在附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幅画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的胜利。你爸爸要说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在长征时尝过。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另一幅是一位参加红军不久的女战士为了长征忍痛将自己的骨肉送给他人。画面上的母亲正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身后黯然站着的是她的丈夫，身前蹲着一个孤独无亲的老汉，等待着把孩子接走。远处红军战士唱着歌在前进，旁边有一位戴眼镜的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

整幅画体现了一个主题：队伍要前进，革命要前进，不能给红军添累赘，只能割舍骨肉。为了革命，战士是能付出一切代价的啊！

他在信中说：“这两幅画，仓促画成，说艺术，也不成熟，粗糙得很，但你姑且把它留下吧！”

画和信是从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偷带出来的，自然不能有过多的表示。但用先辈创业维艰的苦难经历作为一种号角来唤起女儿的革命信心，希望女儿能经受得起超乎寻常的挫折和打击，这种良苦用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呀！

他的女儿也正是在这种无声的号角鼓舞下，才战胜了一阵阵政治的恶风险浪。

除此之外，廖承志还多次为妖男妖女们画了不少丑相，一次又一次地审判他们，将他们烧成灰。

1976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最高峰，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有一天，他把儿女们召到跟前，信手画了一个油头粉面的王洪文，添了一个贼眉鼠眼的张春桥，加上了一个凶横龇牙的江青，三人在密室中策划。而于会泳、浩亮则在门外望风，败类丑态尽现纸上。

他点着江青的脑袋坚定地说：“不会太久了，他们坏事做得太多，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的，一定会垮台的！”

如斯预言，时隔不到几个月，一声春雷，扫妖魔乾坤清澄。

廖公全家，该是戴红花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