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7月21日，武汉空军的刘丰得知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立即表态：“我听空军的。”王力又被转移到武汉空军司令部。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至山坡机场。刘丰还给吴法宪打电话，称王力是他接出来的，并在以后的报告中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吴法宪则向林彪作了汇报。

周恩来22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让叶明、孔庆德去29师主持军区工作，希望能稳定武汉局势。但是，李作鹏和刘丰在周恩来走后就制造事端。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说“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并操纵东海舰队发表了《严正声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刘丰则同吴法宪串通一气，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立即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并将叶明、孔庆德赶出该师。

同一天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的欢迎仪式。当晚，林彪主持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了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林彪打电话给戚本禹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走，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然后再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应当报告毛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明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也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事件”。

7月23日凌晨3点钟，中央发给武汉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15人进京开会。24日凌晨3点多钟，陈再道一行抵达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九层。上午，北京一伙造反派冲进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由于周恩来的事先安排，傅崇碧立即将陈、钟二人送进电梯，停在两层楼之间。林彪、叶群指使“三军造反派”包围宾馆，并要人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叶群让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游行示威，并邀集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观阵”，让各总部、各兵种负责同志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宾馆转，以示对造反派的支持。

1967年7月25日下午3时，距天安门前欢迎大会还有两小时，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以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立即表示：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剑英）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非常赏识地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都没有参加大会。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欢迎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吴法宪等人气急败坏地蹿到陈再道跟前，撕掉他的帽徽、领章，江青称道：“吴法宪有造反精神。”

26日下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陈再道等人被指定在第一排站着，不准坐下。会议刚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发言，称“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在叶群指使下，声称“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他不时将矛头指向徐向前，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会场。对于这些指责，陈再道据理抗争，吴法宪等人气急败坏地蹿到陈再道跟前，撕掉他的帽徽、领章，拳打脚踢，带头搞武斗。这种恶劣行为竟被江青称道：“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27日，林彪、江青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和刘丰担任。

“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波及全国。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湖北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百万雄师”提供给谢富治名单上的13个人全被逮捕，他们当中的8人直到1972年才放出来。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揪军内一小撮”达到了篡党夺权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