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的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是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的，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结果。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听有关的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一年后他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被拉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情绪的。中将程世才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是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但越开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