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投胎是个技术活儿（1）

人生而不同，最原始的不同，当论出身。出身的差异形成迥异的人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商业社会，尤其如此。

人们历来热衷追求财富，几乎没有谁会拒绝上乘的家世，毕竟好的出身能给予的实在太多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广阔的成长空间、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人脉资源、雄厚的资本基础以及高人一等的发展平台。一旦身处高位，各种便利纷至沓来，许多人终其一生不正是为此奔忙么？

当然，这并不是说世家子弟的成功轻而易举。实际上，真正能把身世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屈指可数，大多数人在父辈的荫庇下陷入“富不过三代”的怪圈。相反，出身寒门者反而更多地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他们饱尝人世艰辛，渴望出人头地、改变命运。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毅然走上创业道路，筚路蓝缕，终成一番事业。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们创下偌大家业，但往往又消散于后辈之手。周而复始中，中国商业悄然前行。10年富豪榜，恰印证了这点。

名门之后

2000年，荣毅仁家族继续领跑中国富豪榜1999年，荣毅仁家族为中国首富。2000年，荣家仍以158亿元人民币高居首富之位，列第二位的刘永好兄弟与之相差悬殊。。荣家是名门望族，荣毅仁之父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靠经营面粉和纺织起家，“既管吃，又管穿”，在民国时期积累下惊人财富，是上海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坊间流传的一句话称，旧中国半个国家的财富都是荣家的。

有如此家世，荣毅仁得以接受优越的教育。他早年就读于民国最负盛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涉足政界，历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亲手创建并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多年，是名噪一时的“红色资本家”。

到荣智健这一代，荣家仍旧富足，荣智健回忆幼时家境时曾说：“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做中、西菜的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凯迪拉克，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300。我第一次开汽车是10岁那年，开的是一辆德国产的红色皮座的敞篷Singer跑车，特别刺激和紧张。那时，连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地说，荣智健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要好一点。”

1959年，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荣家已不复昔日风光，但“荣公子”的大学生活仍令人艳羡。据他日后回忆，“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颗‘明珠’。”

当时普通学生连馒头都吃不上，荣智健却可以请客吃排骨，十足的贵公子做派。这也使得他对毕业后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劳动颇不适应。“抬路轨、搬大石、干粗活”的8年时间里，荣智健吃了不少苦，自称“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身上的娇贵气质收敛许多，但并未消失殆尽。

日后荣智健在香港发迹，骨子里的贵族做派再次膨胀出来，生活之奢侈令人骇然。荣智健不像大多本土富豪那样热衷于豪车，而是像英国老牌绅士那样喜欢物色豢养名马，这被视为贵族气质的标签。2000年，荣智健花3亿港元购入一架私人飞机，在此之前，全中国只有澳门“赌王”何鸿燊拥有自己的飞机，后者出身于香港赫赫有名的何东大家族，也是名门之后。

中层创业者

与荣毅仁父子相比，排名第二位的四川首富刘氏兄弟出身平淡许多。刘家是四川新津县一户清贫之家。刘父是县法院院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刘母是当地的一名教师，后因体弱多病辞职。刘家子女众多，抚养不易，常常陷于困顿。老三刘永美两岁时被过继到乡下，改名陈育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兄弟四人先后考入大学。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供职于成都某国营单位；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电教队工作；老三刘永美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在家乡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电大毕业，是一名中学教师。四兄弟手捧“铁饭碗”，至于下海经商则是后话。

广东首富此处以企业所在地为标准，任正非为广东首富，若以籍贯为划分标准，他是贵州首富。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农村一户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做火腿的大师傅据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一文记载：任正非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子女众多，只让任正非的父亲读了书。。父亲是兄妹中唯一的读书人，担任当地一所专科学校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打为“走资派”。母亲是中学教员。任正非家境贫寒，兄妹众多，吃苦长大，渴望出人头地。大学期间，任正非博览群书，毕业后进入部队，成为一名通信兵，有多项技术发明。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进入电信行业创业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