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林宗岐较为神秘，她的发迹也颇为耐人寻味。公开资料显示，林宗岐生于1933年，中国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93年退休。林宗岐退休后一直不曾公开露面，直至1999年夏天，她以20万元人民币价格受让海南中恒实业2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成为该公司董事。此后经过一系列不为人知的变更，林宗岐升任海南中恒总经理并成为法人代表，股权也增加到15%。通过该公司，林宗岐对其他多家公司成功控股，而这时她仍躲在幕后，尚未引起各方注意。

随着名下各公司业绩的迅速飙升，林宗岐浮出水面。2006年10月，林宗岐以125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胡润百富榜第274位，为海南首富。这一年，她73岁，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令人震惊不已。

以上荣氏父子、卢国纪、梁光夫和林宗岐5人，均有不俗背景。卢国纪虽是继承父亲衣钵，但民生公司其实是白手重建。因此，他与梁光夫、林宗岐一样，仍可称得上白手起家。这些人创业时都已超过60岁，恰应了那句古话——“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而他们相继在2005年至2007年的3年间进入富豪榜，正是拜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赐。

7、壮心不已的草根英雄

1949年以后的中国商业，出现了长达30年的断层，这30年是富豪集体消失的30年，财富传承戛然而止，第一代创业者无以继承财富，只得白手起家。即便是生意一度达到鼎盛的荣家和卢家，也因不可抗拒的外力，生意中断达30年之久，而卢国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建民生公司尤其耐人寻味。

1978年改革开放，千疮百孔的商业环境得以修复，因此催生了大批创业者。于是，人们看到，百年商业家族的后人荣毅仁父子、卢国纪等再度投身商海；难以计数的草根阶层也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以各自擅长的方式登上商业舞台；而在1992年“下海热”的鼓舞下，公务员也纷纷加入创业大军，资格最老的当然是梁光夫与林宗岐，而尹明善和何清华也是晚年下海队伍中的佼佼者。

起步艰难

值得一提的是，老富豪群体也可以再细细分层。其阶层构成如橄榄状，头尖肚圆。荣、卢这样家世深厚者屈指可数，梁光夫、林宗岐等政府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中间占绝大多数的是草根出身的平民。作为数量最为庞大的基层群体，平民是社会的基石，他们的成功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前进。

这些人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他们自幼吃苦，养成勤奋耐劳的品性，创业前从事各种行业，比如姚巨货当过游击队员、赵章光是赤脚医生、鲁冠球做过打铁学徒，等等。其中农民、工人、教师和军人占绝大部分，如徐传化、徐文荣和何享健都做过农民，吴炳新、宗庆后是工人出身，刘永好、何清华和尹明善都曾做过老师，任正非有从军背景。后三类人常站在时代前沿，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因此，他们的事业也比其他人更具爆发力。

所有年长富豪中，何享健与鲁冠球创业最早。出于摆脱贫困的本能，两人改革开放之前就搞起了私人经营，并且颇有阵势，但囿于政策限制，多为时代所挤压。他们的境遇反映了特定年代的商业风貌。

1968年5月，何享健与23名同乡凑了5000元，创办“北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玻璃瓶和塑料盖等小产品，在走南闯北推销中培养起最初的市场意识。鲁冠球自称是“1969年创业”，这年7月，他带领6个农民，用4000元支撑起“宁围公社农机厂”。2009年，鲁冠球还特地举行了一次创业4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实际上，早在1962年，他的米面加工厂便在家乡开张，后来他又开了一个铁匠铺，修理自行车和农机器具，生意很红火，但触犯了“禁止私人经营”的红线，没多久就关门大吉。

今天看来，何享健和鲁冠球的企业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无论是“北街办塑料生产组”，还是“宁围公社农机厂”，都张贴着“公家”的标签，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合法外衣”，政策转变时的“保护伞”，庇护他们度过一次次风暴。

山西人姚巨货和温州人赵章光则没有这么幸运。改革开放前一年，姚巨货带领村民跑运输，被打为“走资派”，锒铛入狱；赵章光在家乡开了一间小诊所，偶然间研发成功治疗脱发的“101生发剂”，因为没有产品批文，很长时间里只能暗中兜售，以致赵章光被指为“非法行医”。

改革开放打破了人们头上的种种体制性束缚，消失30年的私营经济亦开始恢复生机。1978年，姚巨货被无罪释放，两年后他贷款买了两辆旧汽车，照旧跑运输，很快就成为当地最早的万元户。1984年，小有积蓄的姚巨货创建美锦能源集团，靠开采、运输能源起家。1985年，经历几年彷徨的赵章光北上郑州，开办脱发专科医院，名正言顺行医，“101生发剂”逐步打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