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族群借助于其通信系统和基于品级的劳动分工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个体。然而,在社会性昆虫物种中,社会组织也是非常多样的,并且我们能够识别出超个体组织的不同进化等级。显然,一个“原始的”(较少分化的)等级可由数个猛蚁物种作为代表。在这些物种中,族群成员拥有全部的生殖潜能,每个族群中都存在大量的个体之间的生殖竞争。而在高度发达的等级代表物种(如南美切叶蚁的Atta属和Acromyrmex属,或者Oecophylla织叶蚁属)中,蚁后是唯一的生殖母体,数十万不能生育的工蚁属于形态学上的亚品级,它们通过劳动分工体系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品级显示出终极的超个体状态,其内部个体间极少发生或者根本不发生冲突。

● 超个体所处的生物组织层次介于有机体(构成超个体的单位)和生态系统(超个体又是它的一个单位)之间,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性昆虫对生物学的一般理论而言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这两位地球上的生物学家将要展开论述的一系列现象。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属于我们已知的社会化程度最高的非人类生物体。在至少5 000万年的时间里,在生物量(指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内生物的数量)和对生态系统的作用方面,它们的族群在绝大多数的陆地生境中都是优势物种。在这之前,社会性昆虫物种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只是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其中一些蚂蚁与目前存活的物种尤其相似。设想一下它们将蚁酸刺入或喷向不小心践踏其巢穴的恐龙的情景,真是引人遐思。

如今,现代的昆虫社会有大量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它们展示了如何利用信息素使其得以“说出”复杂的信息。在成千上万的实例中,它们向我们说明了如何通过灵活的行为程序构建劳动分工,从而使工作组获得最佳效能。由它们协同工作的个体所组成的网络启发了计算机的新型设计,并且揭示了大脑神经元在意识产生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可能模式。在许多方面,它们都具有启发性。1920年,哈佛大学的洛厄尔校长在为伟大的蚁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授予荣誉学位时说:“对蚂蚁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昆虫就像人类一样能够创造文明,而且它们不需要运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