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基于这个判断,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下层民众的聪明才智。他说: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向人民群众学习,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还必须展现出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根据自身的经验提醒广大干部,要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进行调查研究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尊重群众,平等待人,要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耍老爷式的态度。

总而言之,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与选举和公众参与相比,很明显,群众路线更有利于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在英文中,公众参与是participation;王绍光教授也为群众路线创造了一个对应的英文词,?qunticipation,词头那个qun意指群众的“群”。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使用了这个自己发明的词,以此向世界阐释共产党人对于民主的创新。

实际上,仅仅在官员作决策的时候允许公众参与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各国的实证研究都发现,政治参与的程度,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是严重不平等的,参与能力、程度与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紧密相关。资源越是多的阶级参与越多,资源越是少的阶级参与越少。参与多的阶级对政策的影响大,参与少的阶级对政策的影响小。结果,最终政策往往有利于资源本来就多的阶级,不利于资源本来就少的阶级,形成所谓“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