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23帧照片，可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时期。

“文革”前，五帧。分别为第60页，建国初在唐山交大任教时与同事学生的合影，时为冬季，穿中山装棉衣；第76页，1957年夏打成“右派”前与家人合影，西装上衣，大翻领衬衣；第98页，1957年10月，刚打成“右派”后与妻子在自家庭院合影，开襟毛衣，翻领衬衣；第209页，1963年夏，带长子黄观鸿探望父亲黄炎培，祖孙三人合影，白色衬衣；第132页，1965年夏，小女儿参加高考，学业优异却受到父亲连累未被录取，在家中与妻子、女儿坐在一起的合影，不太清，似毛衣。这当然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宜穿西装了。纵然如此，也不是一下子就变了，全都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了，是说建国初期两三年，在唐山交大，还是穿西装的。他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水利学家的王三一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说：“初见黄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潇洒。”（第58页）

不是全都变了，是说遇到特殊场合，该穿还是要穿的。调到清华大学后，直到“反右”前，黄一直是水利系工会的副主席和清华教授俱乐部的主任，组织舞会是他的职责，跳舞是他的爱好，有那么一段时间，年轻漂亮的女助教李亚莉，几乎成了他的专职舞伴。据李亚莉回忆说：“黄先生特别爱跳舞，但他没有舞伴，因为黄师母不爱跳。所以，他常常带我和黄师母两个人去，我就成了他的舞伴。”（第106页）这样的场合，必是西装革履无疑。

文革中四帧。一为第140页，似乎坐在自己家里，怀抱两个小孙女，面容肃穆，穿对襟中式棉衣。一为第147页，从江西鲤鱼洲回到北京后，1972年春与在京的姐姐弟弟合影，面容沉静，中式棉衣。一为第149页，1972年春，从三门峡水库工地回京探亲时摄于中山公园，头发灰白，面容苍老，身穿厚厚的中山装棉衣，或许是中山装外套，内衬棉衣。

有一段文字，可以想见他在三门峡下放劳动时的穿衣状况，其时工资冻结，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工作是打扫厕所。据沈英回忆：“黄先生心胸开阔，豁达乐观。一个大专家被贬到三门峡打扫卫生，用砖垒厕所……我记得有时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去开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有一次把他也请上了主席台。回来后黄先生又挨批了一通。对这些无端磨难和凌辱黄先生都泰然处之。他看得很透，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天打扫完厕所后，就在楼道里练太极拳。”（第153页）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是，已沦为政治与经济双重贱民的黄先生，仍然衣着整洁而气宇轩昂，以致不明内情的当地干部，把他当成了清华水利系三门峡基地的负责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