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语言具有拯救作用，然而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必须谦逊地接受自己本来的面目，走向人生最基本的东西，毫不自傲。生命的痛苦总是伴随着坚持生存和认识自我的欲望（这种坚持没有任何逻辑理由），但它将逐渐变得可以让人忍受。所谓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同其他人一起坚持下去，并筑造某种东西。过去所接受的精神分析曾让我产生了真实做人的欲望，但我当时尚不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我后来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开始的时候，我曾给几名焦虑不堪的患神经症的成人做分析，他们是精神病科医生打发来的，但其他精神分析医生拒绝为其治疗，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工作，无法支付医疗费。究其失业的原因，就在于神经症严重减缓了交流，最终导致患者被驱逐或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交流者的队伍。重建交流，哪怕只是根据一份有时空限制的协议与一个既无知识也无权力、但能够真正聆听患者的人交流，这也有助于象征功能的复活和生命的重新起步。我由此一边攻读自己的医学专业，一边学习做精神分析。在布勒托诺医院的儿科（儿童医学）门诊室，皮雄医生只是让我做他的心理治疗助手，处理的是儿童尿床、失眠、做噩梦、学习以及性格问题。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我引用了16个病例。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研究也许会让医疗人员感兴趣，就自费出版了论文，但没想到30年后这篇文章打动了公众［《精神分析与儿科学》（Psychanalyse et pédiatrie），门槛（Seuil）出版社。］。在我之前，研究精神分析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是舒伦伯格撰写的，它对一名抑郁症少年接受治疗过程中对其痊愈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梦境进行了精神分析研究，这就是著名的碎杯子之梦。我于1939年7月通过答辩的论文主题是“阉割情结”。弗洛伊德用这个词来命名一种无意识、富于动力的建设性冲突，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每个儿童因为需要放弃乱伦欲望、适应现实要求（痛苦和死亡）并接受成人的无能而产生的焦虑，即精神分析学出现之前人们所说的向理智年龄的过渡过程。我当时将这篇论文献给有志于治疗这个敏感时期病症的儿科医生们。

战争到来了，巴黎的儿童成批地到城外逃难。人们担心敌人对巴黎施放毒气瓦斯。1939年10月至1940年10月，所有的小学和儿童医院都被关闭了。于是女医生们被刚成立的医生公会征招组成飞行小队，负责在移居到巴黎城外的儿童中检查卫生并发现病人。这些往返性工作都是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进行的。当德国人完全占领了法国北方领土、沦陷生活开始以后，各家医院的儿科均重新开始运行，我也被安排在特鲁梭医院（hopital Trousseau）从事儿童门诊，同时代替布洛涅的一名普通科医生在城里行医。然而随着来找我做精神分析的成人增多，后来我就只在家里做这项工作，最终放弃了普通医学而成为一名专职与成人以及儿童谈论情感关系的医生，同时一直在医院从事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门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