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会 措 施

对父母之爱的迷信也会对有关儿童和父母身份的社会措施产生影响。关于“获取个人身世信息”的法律就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

这部法律旨在改变被领养的儿童，（尤其是私生子）获取自己身世信息的条件。

为此，它设立了一个“身世信息获取全国委员会”，儿童可以向其咨询自己父母的身份。该委员会既有权接受母亲留下的一些身份信息，也能受理儿童希望得到这些信息的请求。

假如这些措施没有附加下面这个重要的限制条件，那么除了表示高兴，我们别无他言。该措施规定，母亲不能被强迫留下身份，只能“被鼓励”（这部法律的用语）这么做。

另外，即使母亲留下了身份，委员会也只有在得到她明确同意的条件下才能把信息告知当事儿童。

也就是说，如果母亲没有留下身份或者拒绝让孩子知道，后者将和过去一样被无情地剥夺对自己身世的知情权，这对一个人来说代表着荒谬的暴力。这种暴力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在使孩子堕入迷茫的同时，亦将他的身世置于最绝对的专断甚至是双重专断的左右之下： 一种来自他的母亲，她剥夺了孩子的身世；另一种则来自社会（这在象征意义上更为严重），它放任母亲做出上述行为。

这种暴力证明，直至今天，我们的社会对心理现象的重要性充耳不闻到了何种程度，尽管表面看来不是这样。确实，剥夺孩子对身世的知情权，这将对他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如同在生理上允许他人取走其身体一部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一样，因为对身世的了解属于人的基本生命需要，身世构成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象征性土地的基础。阻止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世就等于剥夺了他们求生的基本可能，这将造成他们的心理残疾，和生理残疾一样使其极大地丧失能力，造成严重后果。

在投票表决该法律的过程中，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强制母亲给孩子留下身份时，当时的家庭事务部长塞珂莱娜·罗亚尔解释说没有必要过分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她本人坚信，即使没有强制要求，大多数母亲也会留下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她说原因就在于母子之间总有很强的纽带联系……

罗亚尔夫人的话只会让人产生空想。首先因为，哪怕只有一位母亲不留下身份，已经是太多了： 一名儿童的生活被毁掉，哪怕只有一个，已经是太多了……其次是因为她的话与现实情况完全脱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陷入困境的准妈妈们会受到她们所遇到的各类治疗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一定以直接建议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人经常真心诚意地认为“秘密”分娩能减轻孩子给孕妇造成的使其无法承受的压力。这种思想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持此思想的专家给出的理由，与人们善意地劝解因关系破裂、亲友死亡或遭遇失败而受到精神伤害的亲人忘记痛苦一样。

但是这样做，专家们就犯了同后者一样的错误，因为后者建议的忘却（表现为消除不幸的根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闭上双眼，努力去想这不曾发生过。”忘却、真正的忘却永远不会产生于这种近乎神奇般的消除。真正的忘却，也就是说把伤口逐渐转变为可以承受的伤疤，只能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哀伤之后才能实现，这种哀伤总是意味着在痛苦中度量自己遭遇了多大的不幸。

所以，一位母亲可以梦想通过匿名分娩来抹掉她本不希望怀孕的事实。然而她没有任何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次怀孕永远铭刻在她的身体和脑海里，因为它们都曾在九个月中怀有胎儿。

的确，女人怀孕不只是身体上的，它也是心理现象。如果需要证明的话，经历过流产的妇女就可以提供： 在孩子本该出生的日子，她们经常会梦见那个她们曾经孕育但却未能让其来到世间的孩子，梦见那次虽然已在她们身体里终止，但仍在她们脑海中继续的怀孕经历。

因此，当我们允许一个妇女秘密分娩、自以为做了件善事的时候，我们无意中给她提供了一次非常糟糕的服务。虽然她的怀孕没有被记录在纸上和社会中，但已经深深烙在她的身体和脑海中。不错，允许她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抹除记忆的幻想（这可以被人理解），使她避免面对现实（“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知道，他也知道。因此我必须对我的行为负责，将其出生公布于世。”），我们肯定能使她在很大程度上暂时减少焦虑。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让她冒了很大的危险，即在今后的生活中，她将不得不（无意识地）寻找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存在于她身上、但被强迫隐藏的真相，寻找另一种方式将其记录下来，比如一种身体疾病或日后的精神抑郁（我们知道，人类有很多办法去表达他不能或不能全部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甚至她怀的下一个孩子也会出现身体或精神病症，如果这个孩子所处的情形使其必须表达母亲未能表达的东西。

在心理方面，短期人为地减少焦虑总是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在前述新颁法律的框架里，母亲的处境更危险，因为立法者没有强加给母亲任何义务，而是允许她们自己决定是否留下身份，这实际上是使她们承担一种沉重的责任，决定权完全落在母亲的肩膀上。假如她们有一天对此产生负罪感的话，那么这种负罪感完全有可能与人们原来赋予她的“自由”等量齐观。通往地狱之路总是由善意铺筑的。

这种让母亲秘密分娩的行为应受到批判，尤其因为实践已证明，那些能够在怀孕期间得到陪护、在他人帮助下担负起做母亲的职责并被鼓励留下身份（“您的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他的成长需要他知道您是谁”）的母亲几乎总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种做法（实行起来总会伴有极度的焦虑）对她们至关重要，因为她们今后能够通过它，以及自己为之所付出的代价收获赖以重塑自我、“重树自爱”的东西。她们的行为让其得以拥有以下想法：“不管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我已经为孩子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始终是他的母亲，我相信他会明白的。”这能使她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她们未能留在身边的孩子都感到更加安心，能使她们看到自己积极的形象，这种形象对她们在经历这场痛苦冒险之后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