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拥有了这些力，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晚清的著名士大夫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是军事，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从晚清经过中华民国一直到今天，虽然历次朝代文明的目标有变，但对富强的追求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使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的重要动因。

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这就是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想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晚清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论强权》，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之公理也，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套观念从晚清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中国人一直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权力和权利。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越多。晚清以后的竞争，便成为争夺特权和强权的竞争，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所以在中国，开车的不会让走路的，因为开车阶级自认为比行人高人一等，拥有特权，岂有上等人为下等人让路之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过去的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所谓的竞争力。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体力还可以理解，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为了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归结为最有竞争能力的人。所以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与书院那样着重培养自由的人格和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拥有更多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千言万语，如同一位欧洲思想史家所概括的，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 无论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还是这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弥漫的，就是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改变个人的命运，成为能力超群之人，同时改变国家的落后挨打局面，在世界上拥有生存和竞争能力。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另外一个就是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发现西方强盛的秘密，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然而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追求的物质竞争力，第二个层次是维新运动追求的国民竞争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管理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只是富强的一部分。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工具秘诀。这种讲究效率与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只要追求富强，都要往这个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和军队，乃至工厂、商社、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组织。两个世纪之交的制度改革，绝大部分都不涉及文明或价值问题，改革只为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