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D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国家与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共谋关系。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无非是满足欲望，成为人上之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个人的体面、身份和尊严。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牌子的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的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羡慕，活得有尊严。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成那样，当然激发起知识分子的反思。先是杜亚泉，然后是章士钊、陈独秀、张东荪等，开始注意到民国之所以共和失败，问题不在政治，而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他们意识到光追求富强不行，还要重建文明。于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争论的核心与清末民初相比就改变了，从富强转向了文明。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在器物的觉悟、制度的觉悟之后，最后的觉悟应该是伦理的觉悟，解决整个民族的文明大方向。是全盘引进西方文明呢，还是建立将中国与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明大讨论，虽然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不同，但他们的关怀是共通的：文明代替富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九十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不是一场纯粹的爱国运动，而是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运动，五四爱国青年们争的不仅是中国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天下的公理。巴黎和会之所以不公正，不是因为它侵犯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公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运动的学生宣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所在，不在爱国，而是捍卫文明，捍卫全球公认的普适公理。

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胡适在美国留学，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胡适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的名字都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改为了胡适之。他到了美国之后，恰巧欧洲打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仗将胡适打醒了，他发现迷信生存竞争的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他在日记里面继续说，我们今天都引用拿破仑的话，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贡献给世界的不应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这就是中国的文明。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崛起，“中国制造”这面旗帜插遍了全世界七大洲，包括南极洲，连企鹅都可以看得到。中国以世界工厂征服了全世界。但是经济力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吗？ 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曾经也想成为世界第一，做过一次强国梦，最后以发动战争而自取灭亡。日本在70年代经济起飞时，也梦想“日本第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日本开始长期的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只有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但是缺乏普世的文明，缺乏征服人心的文明价值。西方从17世纪开始称霸全球，最初的葡萄牙、西班牙，徒有海上贸易和霸权的实力，背后没有文明精神的支撑，最终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除了其军事和物质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有现代文明的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