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有什么关系呢？在许多场合，人们总是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确，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来，市民社会涉及的是有关市场交易的私人事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活动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而公共领域不一样，它涉及的，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事务，在其中活动的，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公众。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产阶级的市民们，日益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务的需要，遂作为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共领域。

然而，在现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出现，并非受到了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无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过程，甚至，前者的出现，要比后者更早。作为市民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商会组织，中国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现，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而成规模的建立，要到1903年《商会简明章程》发布以后。相比之下，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标志的政论性报刊，在1895—1898年间，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有关，而是同晚清帝国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的形成，相对于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因而，研究现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不是由下而上，从市民社会着手，而应该从新型士大夫的凝聚开始。

由于上海是中西交汇之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凡是有改革意向的洋务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纶等，几乎都有过在上海的经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就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新型士大夫的凝聚之地。这些新型士大夫，虽然有传统功名，但已经不再重复传统的仕途，而是面向社会，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当买办、开报馆、办书院、译西书等等。这些创造风气的士大夫，再加上报纸、杂志、西书和书院所培养和创造出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的阅读公众，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

不过，在189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虽然陆续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多种基础和条件，但不能就此判断说，这些就是公共领域本身。公共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而且是公共的、批判的。虽然，18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报纸、书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比如我们以后将谈到的格致书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在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位思想家功不可没，不得不提。第一位是郑观应。在早期洋务思想家中，不少人都重视民权和议院，但真正认识到公共领域，特别是报纸的重要作用，并将此与议院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他专章讨论了“日报”的作用，认为要使君意与民情上通下达，除了开议院之外，“莫如广设日报矣”。郑观应明确认识到：“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炬。”此外，他还重视学校的作用，将办学校与开议院看成是“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的重要途径。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能够在开议院之外，如此重视办日报和办学校，以此作为“公论”的基础，在当时恐怕仅郑观应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