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要增加贷款放发，就要求借款人增加抵押的资产。这就是说，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讲过了，在资产形成方面，中国特色异常耀眼，其中的最亮点就是条条块块政府连同掌控的公司，都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原本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变成国有资产，并以此满足增加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条件。这是“供地融资”的关键环节，也是货币创造方面的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数量型调控工具”--直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中国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武器。原本我对有关的说明并不接受，不过听多了，不由得想想处理此事的央行官员总有他们来自操作实践的道理。现在我想通的原理如下：在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远水不解近渴。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由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小结一下。货币运动和货币调控，逃不脱“多中有一、一中有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所有货币运动和调控中那些共性的问题，而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些环节。依重要性排列，我以为是：央行的多政策目标，用基础货币干预汇市汇率，以总量有缺口、回收有时滞的央票对冲，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以及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调控。对这些环节多做些功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

201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