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出船，我的头就开始眩晕，跌跌撞撞走了几步。刚出海的时候，我花了好几天才适应了海上的感觉，现在重回陆地也是一样，也得花时间适应。天知道我要是在海上待六七个月会是个什么样子。凯·科蒂在完成她的环球航行之后，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看过詹姆斯和贾斯丁他们在自己的小艇穿过塔斯曼之后的表现：他们在上岸之后的62天时间里都没办法正常行走。我知道，跟我相比，他们伸展的空间更小，并且需要一直划桨，所以会比较困难。但我觉得，自己到时候更有可能会是他们这种情况，而不会像凯那么轻松。

很幸运，在我们计划选定地点作为“艾拉的粉红女郎”在悉尼的基本港的时候，有人建议我们去找找安德鲁·邵特。从悉尼老兵到霍巴特港的航海家，安德鲁·邵特从一个卡令巴的车库起家，现在的生意已经发展成了规模达数百万美元的船只代理商，在Taren Point、Yowie Bay和斯比特都有业务。在问他能不能帮忙的时候，他的反应让我们很惊喜。他不仅为“艾拉的粉红女郎”让出了一个停泊位，还给“弄潮儿”号也找到了位置，还承诺说他码头上的所有设施，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使用。那一周是我第一次和安德鲁见面，但是他却完全理解我想要做什么，他明白。他本人，他的妻子凯莉，还有他的孩子尼克、瑞恩、山姆、麦切和麦迪逊，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真挚的欢迎。他最大的两个儿子尼克和瑞恩，人都很好。在我穿过悉尼岬的时候，他们接来了我父母和汉娜，让我们在他们家的船上团聚。可怜的汉娜还晕船了！

到达后的第一天我多睡了一会儿，然后就该开始照着返航路上做的列表，逐项处理这一堆新的工作了。在诸如检查驾驶舱排水管、加厚玻璃纤维涂层这样的维护工作的间歇，我们会逛逛当地的船舶用品店，储备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时不时接受几个记者采访，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0月9日，有几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官员过来和我们讨论撞船事故报告草案，他们人也都很好。他们专业、友善，并且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查清楚那一晚在斯特拉布罗克岛附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他们就能在以后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回忆这场事故，但是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围坐在“弄潮儿”号上的桌子旁边进行了讨论，仔细回顾了事情的经过。结束讨论后，他们带我和布鲁斯参观一艘油轮，安排我在船上转了转，好让我明白，从Silver Yang船员的角度来看，那天的事故是什么样的情况。

收到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反馈之后，我的“艾拉的粉红女郎”装上了一个无源雷达反射器，用来加强原有的有源雷达反射器的功能。在薇薇恩阿姨的帮助下，我又制定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疲劳管理方案。在通读了事故报告，讨论了调查发现之后，我意识到，那天晚上有很多原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我和Silver Yang都有责任。了解事故经过，吸取教训，对于我确保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的精力全都集中在我的航行上，但我也会找机会喘口气，休息一下。我们住在悉尼北部海滨曼妮的一个豪华酒店（按平时的预算我们是不会住这种地方的，但是因为有折扣，所以就小奢侈了一把）。每天早上我都会吃上两三份水果、薄煎饼和鲜奶油，我意识到自己刚出海的那几天恐怕是得掉几斤肉了。在码头，总是有行人在“艾拉的粉红女郎”旁边驻足，并给我送上祝福。菲尔、艾德、帕特、朱迪和凯茜阿姨以及坎贝尔叔叔都来了，尽自己所能地帮忙，准备着起航的大日子。有天晚上，全家人连同布鲁斯和苏珊娜，这一大队人马去和詹姆斯、贾斯丁还有他们的家人共进了晚餐。那天晚上很有意思，大家一起笑闹，可以听听别人的冒险经历，不用只谈论我的事情，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