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因为我的穷举并不严格——第二种可以和第三种结合使用。”，杜拉斯啜了两口冰咖啡，“梧桐树叶的那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例证：必须结合使用才行。”

他想了片刻，又举了另一个例子：

“类似的，还有您在一个短篇中使用的诡计——我猜，您是因为赶稿而偷懒了：因为这和梧桐树叶的诡计十分相似。”

“你说的是那个工地里的把戏，不是么？”，这位先生笑了，“凶手用了带危险指示灯的角锥。”

“那是很好的方式。误导的诡计。”，杜拉斯回忆起那篇小说，“那些水泥灌注的角锥上显然不能站人，就算在狭窄的边缘上侥幸成功，也会留下显而易见的痕迹。警探虽有怀疑，但在亲身实验过之后，就放弃了这个猜想：他们的视线被成功引开了。”

“而实际上，凶手的脚印被压在角锥下面：他大跨步地远离尸体，保持直线和协调的步距。然后，上了工程车——将三百公斤重的指示用角锥一个一个地放到指定的位置上，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将角锥的足印向两端延伸到雪飘不到的位置，即使下面不再有他的脚印——这也造成了新的错觉：真相被隐藏得更深了。”

“我时常重读这段呢，先生。”，杜拉斯一边说着，一边又开始挑择起他的稿纸，“我收藏了您所有发表在专栏上的短篇：其中不少都没能结集出版——有些细节，如果能够在出版之前再完善一下，就太好了。”

“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打算，有时又打算将那些诡计抽离出来，组合成一个更华丽的长篇——杜拉斯，我羡慕你的年轻、专注和富有活力。”，他感慨道，“你知道：自十六岁起，每经历一个十年，做一个相同的决定就会困难上两分。”

“我可不觉得：人的想法每天都不一样。”，杜拉斯回应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第二种可能性了。”

“当然。这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

从不良情绪中走出来的同时，夏哀·哈特巴尔看了眼自己柯林斯杯里的冰块：它正被酒精和空气腐蚀得愈加圆滑——这过程是渐进的，冰块自己应该并不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