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2006年黎以战斗中，尽管从消灭敌人和摧毁敌方建筑的数量来看，以色列占据了优势，但黎巴嫩真主党聪明地通过电视播出了平民伤亡画面（黎方平民伤亡部分是由于其导弹发射地点距平民密集区过近造成的），并通过说服能力使黎巴嫩人和第三方相信以色列是侵略者；在以色列最终撤退后，真主党被普遍看做胜利者。2008年，俄罗斯毫不困难地打败了格鲁吉亚，并宣布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但随后在争取国际社会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承认时却遇到了很大困难。俄罗斯人抱怨说，他们只不过是重复了北约曾经在科索沃做过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科索沃战争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但却被普遍认为合法。

平叛战略的合法性尤其重要，因为“当代军事领导权遇到的挑战本质上是道德的挑战……无意中受到伤害而非得到保护的平民的数量是衡量其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客观标准”。20世纪5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最终失败是军方实施酷刑及滥用武力所造成的。一位澳大利亚军事专家指出，很多叛乱分子都是“偶然成为游击队员的”，他们在国家遭遇外患时被招募，与核心部队一同作战，但将他们分裂出来是有可能的。在这位专家看来，根据国际规范行事“不是奢侈的可选项，也不是道德软弱的标志，而是关键的战略需要”。正如正义战争理论提醒我们的，合法性既涉及战斗动机，也涉及战斗实施步骤。

胁迫性外交

胁迫性外交是军事实力运用的第二种方式，它的实施同样离不开前述战斗和破坏行动所依赖的基础资源，但同时也取决于威胁的可信度和成本。威胁使用武力可以作为胁迫或威慑的手段，但威慑通常更可信。不可信的威胁可能不会被接受，而且还可能损害发出威胁的国家的声望。总体上看，威胁的失败会使发出威胁的国家付出重大代价，不仅会助长目标行为体的反抗行动，还会在观察行为结果的第三方那里产生消极影响。

部署战舰和飞机是胁迫性外交的典型方式，海军资源得益于其在公共海域调动的灵活性。有人对20世纪中期美国215次“非战争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一半的行动仅涉及海军部队的调动，其他行动则涉及发出警告、地面部队调动或空军调动。武力威胁的发出不一定需要通过明示的方式。武装力量可以用来“号召他人拥护自己”或“彰显声势”。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出新组建的“白色舰队”进行全球航行，以显示美国实力的上升。出于同样目的，一些国家会在国庆日举行精心组织的阅兵仪式。

最近，在中国摧毁了自己的一颗近地轨道卫星后，很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发出的胁迫性信号，提醒美国其在太空领域的控制权并非无可争议。网络时代，胁迫性外交可以通过间接方式展开，其属性变得模糊。例如，2008年，中国与越南之间因南海资源问题发生多次外交争端，中国各大网站都发布了相关消息。正如第五章将论述的，网络战的前景为胁迫与威胁增加了耐人寻味的新维度。

保护

提供保护是军事实力运用的第三种方式，它是盟国关系的核心，但同时也可以延伸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保护国的信誉及保护行为能否在对象国产生信任情绪是战略成功的关键。例如，2009年秋，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出一艘军舰在波罗的海海域航行，一年内美军六名高级将领访问拉脱维亚，双方开始计划下一步双边军事演习。北约武装力量与军事人员成为拉脱维亚的保护伞，提醒俄罗斯拉脱维亚作为北约成员国，其安全是受到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