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的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的奋斗目标，同时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它与“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相并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1949—1978）不可能有这样的提法。改革开放的30多年，前24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提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虽然明确宣告“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修正了过去“从属”或“有益的补充”等提法，但是并没有确认“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53年之后的2002年，历经无数次否定之否定，才正式确认“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经过53年的是非曲直才确立的认识，确实来之不易。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也是对全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次伟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非公有经济曾经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有过不正确对待的历史。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即使后来在1953年的《毛泽东选集》中编入此文时修改为“必要的发展”，那也总还是要允许发展的。这一正确论断十分切合国情，颇具中国特色，曾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开明资本家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原来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还是持这种观点。例如，毛泽东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说过，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但到1952年，毛泽东的观点变了。他提出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急于宣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称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再是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什么1952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对非公有经济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些超出毛泽东原来预计的变化：一是抗美援朝的战局基本稳定，大规模的土改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二是国营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超出了原来的预期。国营比重由1949年的43.8%迅速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过了私营。三是经过“五反”，毛泽东在对私政策的“限制”、“利用”之外，又加上了“改造”，开始把私营工商业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四是国际上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设计了一整套产品经济模式，把取消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这一产品经济模式，诱惑了几乎整整一代带有“左”倾思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试图提前改变所有制结构、提前实现“产品经济”，即取消商品经济的各种尝试。毕竟提前宣告实现了社会主义是一件多么豪迈、激情而又十分诱人的创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一场“向左转”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后紧接着就在1956年敲锣打鼓地实行“全面公私合营”，1958年全面人民公社化。再以后是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这个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喧嚣一时，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不用再说城市的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了。这是非公有经济在中国几乎濒于覆灭的时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稍许扭转了对非公有经济的过左认识。1978—1979年从城市下放到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知青总数有1 700万人，相当于当时城市人口的1/10。当时讳言失业，有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待业青年”，总算留点面子。怎么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是长时期地强调全民所有，集体经济还要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更是压制和鄙视，就业范围很窄。国营工业招工有限制，父母提前退休让子女上岗顶替，人数也有限，游荡的知青越来越多。民以食为天。于是，大街小巷，冒出了一大批城镇个体户：修车、修鞋、补锅、照相、缝衣、开小吃摊铺等等，正是这股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1979年薛暮桥写文章呼吁，要准许搞个体劳动，广开就业门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纪念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承认“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1978年年底统计，全国城镇个体户有14万人，1979年发展到31万人，1980年又增加到80.6万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个体经济上升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