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这个公平体制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自然无法预测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不过从目前中下层的情绪指向来看，1949年，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事件。未来的人们，在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时，也许会认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有三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特征的时代：黄帝、先秦、1949年。每个时代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秦开创了中国大一统郡县制的先河；1949年以后建立的公平体制为中国走出周期性动荡找到了出路。世事变幻，沧海桑田，但是，这三个时代给中华民族的烙印会是永存的。

以秦为例。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这就是秦的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所以，假如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否定了公平体制，导致社会动荡，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顺天应民，力挽狂澜，再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