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回忆起在北欧公司做文学顾问的五年，德莱叶说，那是“让我受益匪浅的学校”。[1] 这个电影学徒交了一张让老板满意的成绩单，尽管他写的剧本最后投拍的只有两部，但每部都带着北欧公司的烙印。1914年的《凉亭的秘密》是一部典型的丹麦式悬疑片，紧张，细腻，充斥了抢劫、诱拐、暗道和密室这些通俗元素，高潮在爆炸中来临。这种风格的电影不是德莱叶的兴趣所在，但证明他处理起丹麦一度盛行的警匪题材也能游刃有余。同是1914年拍摄的《放下武器》则完全不同，这是一部“名作改编”。在加入北欧公司后，德莱叶迅即得到《贝尔塔·冯·苏特纳》这部呼吁和平的教化小说的改编权。为显中立，德莱叶模糊了片中士兵们的军服和国籍，《放下武器》成功地成为当年的卖座影片，尽管影片上映时正逢一战爆发。该片成为反战影片的先驱，而北欧公司也试图通过这部电影重整河山，争回日益流失的海外市场。北欧公司对德莱叶很是器重，视他为难得的文学顾问，1915年德莱叶与公司签下全职合约，年薪4200克朗外加分红。那时，丹麦的一般收入水平是年薪1400克朗。[2]

德莱叶的职业发展顺遂，并不代表他的内心因此平静。尽管，1912年的丹麦，电影制作尚未进入完全的工业化和模式化，德莱叶的工作也跨越了编剧、拍摄和剪辑三部门，但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呼吸自由的创作空气。他体会到的，更多是束缚—作为编剧，他必须遵循类型片的故事模式，还要应对电影审查，他不得不接受剧本被改头换面甚至被肢解；作为旁白写手，他比谁都明白字幕轻而易举就把画面取代了，他更清楚剪辑可以沦为多么机械的程序。日后他回忆道：要拍800米胶片的长片，导演拍850米就刚好。[3]在剪辑时，每卷胶片的最后一格一定设个悬疑情节，这样放映时换胶片的间隙观众就被吊了胃口不舍得离场。[4] 总之，那些年德莱叶前所未有地看清电影业不可遏制地变成一台流水操作的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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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Carl Dreyer，原文收录于Andrew Sarris编辑的Interviews with Film Directors ，第154页。

[2]　德莱叶写于1913年1月26日和1915年5月12日的两封信，现保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另见WalterGalenson: The Danish System of Labor Relations， 第281页。

[3]　1964年1月26日对Bjorn Rasmussen的采访，采访实录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

[4]　Gad: Filmen，第247页，德莱叶吸取经验，表现在《一屋之主》的拍摄中，六卷胶片正好是六个各自有冲突有高潮的小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