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后半职业生涯，从1932年到1968年，德莱叶是电影业的边缘人。他每一次有机会站到摄影机后，都像是一次意外。1936年，他本来计划好拍法、意合资的《穆敦杜》，已经在索马里准备了好几个月，结果他突然放弃了，因为不堪容忍制片人安排的女主角。“这群商人坐在巴黎的客厅里想当然地指手画脚，完全不顾我几个月来深入非洲的准备工作。”[1]

《穆敦杜》的风波过后，德莱叶也有过几次选择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他得到丹麦政府津贴，拍了一些纪录和宣传短片。大多数时候，德莱叶是被淡忘的，偶尔当电影界惦念起30年代曾涌现过的“优质电影”和“艺术电影”，德莱叶才有机会重回人们的视野。

《愤怒之日》就是这样诞生的。1940年德国入侵丹麦，切断丹麦对美国法国的电影进口业务，国内电影市场一时间要找米下锅，丹麦只好重振国产电影。德莱叶长久以来无意于和丹麦电影界合作，但在战时，国外投资没有眉目，而国内重兴的电影制作热潮让他看到一线机会：“在一个完全封闭了的环境里，我唯一考虑的是如何能再次接近电影。”[2] 他为政府拍了一段短片，证明自己功力仍在，随后给北欧公司寄了一份剧本。北欧公司是犹豫的，但帕拉丁公司即刻答应了，并且许诺德莱叶会得到足够的创作自由。德莱叶全情投入筹备和拍摄，他搬到Hellerup附近，为了能离片场更近。在每日拍摄完成后，他继续工作至深夜，这是自《撒旦日记》以来的习惯：“我全身心地投入，我惦记影片的每一个细节。”[3]

然而拍完《愤怒之日》，并没有后继的合约。瑞典制片人戴姆林访问哥本哈根时，提议德莱叶去斯德哥尔摩工作。戴姆林甚至买下了德莱叶很感兴趣的剧本《两个人》。尽管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买下版权前两天，恰逢这戏在瑞典公演。这个看似万事俱备的项目终因德莱叶的固执破产：只因他不能接受戴姆林安排的男主角。自此以后，他至死不愿碰《两个人》。曾有人问起这个剧本，他闻言即怒：“这个电影不存在！”[4] 固执的德莱叶赢了，和他失之交臂的《两个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被埋没在时间的尘埃里。我们现在记得，在《愤怒之日》后，他执导了《诺言》。十年磨一剑，这也成了德莱叶传奇的一部分，正如罗伯特·克拉夫特对韦伯恩的评价：“沉默不仅弥漫在他的作品中，更弥漫在他的作品与作品之间。”[5]

[1]　Kvinden, der var skyld, af Carl Th·Dreyer Rejste hjem fra Afrika! 刊载于Ekstrabladet，见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档案。

[2]　Rechendorff: Skulde jeg lave Filmen igen, blev den lige saaden , 原文刊载于1943年11月17日BerlingskeTidende。

[3]　Pierre: Falske Forestillinger om Renassancetiden? 刊载于1943年11月18日Ekstrabladet 。

[4]　Carl Dreyer，收录于Sarris编辑的Interviews ，第162页。

[5]　Robert Craft: Webern ，系Webern: The Complete Music 专辑附带手册，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