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写下来的话和书本代表一种叙述的权威。几个世纪来，书本意味着定论，意味着过去的延续，甚至意味着神赋的智慧。德里达说：“书本是或有限或无限的意义的集合与完整。然而这种完整必须建立在先于意义存在的某种理想与秩序之上。”[1]书本作为真相的象征，这一传统在德莱叶的电影里延续。

书本意味着结论，正如巴特说：“是一系列文字组合后，抵达一个终局，或者结论。”[2]德莱叶的处女作的第一个镜头，是一本被打开的书，书名《审判长》，书一页一页翻下去，故事一点一点展开，翻开的书页如拉开的大幕，这是开端，是起点。书本成为笼罩整个故事的隐喻：书有打开的时候，就有合上的时候，当它翻到最后一页，故事就该结束了。而电影的最后，正是合上的书页，如再度盖上的封印。这里，书本不是影片里的一部分，它成为电影本身。

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信仰先知书的存在，相信上帝创造书本。僧侣们称上帝为“掌控文字的人”，画家笔下的他出现时永远手持书本。“文字是一切的开始。文字与上帝同在。”在德莱叶的电影里，宗教的力量以书本的形式控制了故事，控制了剧中人的命运。

在电影中树立并依赖文字的权威，再度折射德莱叶对于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取舍。他深信，反抗商业侵蚀的最有力方法，是让电影回到文学这个源头。这位昔日的北欧公司编剧顾问，试图在文学和文本中找到作为艺术的电影的尊严。我们不妨回忆他任编剧的那部《放下武器》，剧本的第一个场景是小说原著作者舒特纳坐在书桌前，写下我们即将看到的故事。

电影也许会消解文字的力量，但它毕竟能转化文字。书本在写作中有必须要遵循的顺序，然而阅读则是自由的，米歇尔·布托尔说过：书本是完成式的，读者同时掌握着所有文本，这就带来了自由，你可以跳着读、顺着读、倒着读，或反反复复地读。[3] 对德莱叶而言，在电影中出现的书本，就暗含了对时间的掌握—故事的时间，以及我们阅读的时序。他如此迷恋对书本的表现，这种迷恋甚至极大程度地抹去了电影的痕迹，银幕成为道具，电影只是文字的载体。

[1]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第30～31页。Julia Kristeva对13世纪以前符号及图腾运用的论述，可见于La Texte du roman ，第26~27页。 

[2]　Roland Barthes: Literature and Discontinuity ，收录于Critical Essays , 第173页。

[3]　Michel Butor：Le livre comme objet ，收录于Repertoires II ,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