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返回以色列的路途上走了整整两年多。

前面曾经说过，父亲在哈尔滨是学电气工程的，但他认为，在像以色列这样不发达的国家里，当一个有知识的先进农民会有更大贡献，因为发展农业是当务之急。所以他决定先留在荷兰一段时间，学习该国的先进农业技术。他到了瓦绪宁根市，当地有一家世界著名的农业大学。他在城市附近一家奶牛场找了一份粗活，同时到大学的专修学校上夜校。在奶牛场工作是为了积累从事农业的实际经验，在大学听课，则是要获得农业科学的基础知识。于是，哈尔滨工学院的一名优材生当上了荷兰的一名农工。

经过农业大学的艰苦学习，他终于获得了封面上印有荷兰女皇头像的该校毕业证书。听父亲说，我两岁的时候，这份证书不巧落到了我的手里，大概是因为喜欢女皇，我一把将证书扯掉，将女皇头像牢牢抓住不放。说来可笑，希伯来语“女皇”一词的发音是“玛尔卡”,和我后来夫人的名字不谋而合，仿佛我自小喜欢女皇是一种中国人常说的“缘分”。

回到以色列，父亲便在巴勒斯坦西北边远的地方安置下来，开始务农。

父母的离奇姻缘

父亲离开中国了，放弃了中国国籍,丢掉了学业，离开了锡安运动青年组织的岗位，把父母和亲朋留在了身后。不过他作出的这些牺牲，对于他心中的远大追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坚信，任何牺牲都值得。

但令他最难忘怀的是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友。离别之前父亲和女友商定，她日后将追随我父亲返回以色列，然后两人在自己的家园结婚。这是一段离奇的姻缘，一个罗曼狄克的奇迹。

须知当时履行他们的约定谈何容易。那时以色列属英国托管，进入以色列必须有英国当局发给的签证，叫“特许证”。获批这种签证非常困难，一位男士只有结了婚而且已经获得这种签证，他的配偶才有可能随同获得签证。父亲和他的女友只是订婚的一对年轻恋人，好比中国美丽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中国东北地区和以色列两地之间几千公里的山山水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银河，他们只有相隔两地，引首相望。

我的母亲出生在俄罗斯，孩提时期来到中国。她父母（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不久外祖父去世，外祖母于是又回到哈尔滨和她的亲友团聚。母亲是参加锡安主义运动“贝塔”组织以后认识我父亲的。母亲在组织里活动很积极，学习成绩很好，以优异学分毕业于商业贸易职业学校。我至今保存着她的毕业证书，上面记载着她所有各科成绩均属最优。母亲的名字被篆刻在“金榜”的牌子上，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名字都荣登其上。我到哈尔滨时曾找过这间学校，想看看刻有我母亲名字的“金榜”，但很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看是旧制度象征的东西都被毁掉了，“金榜”也未能幸存。

还在几年之前，我遇到我家一位也曾在哈尔滨住过的亲戚，他提起我的母亲，亲口告诉我一桩奇闻。据说有一天，我母亲在哈尔滨街上路过，碰上一位吉普赛女郎给她看手相。吉普赛人告诉母亲说，她会很快在哈尔滨结婚，但这不是真结婚，因为以后她还要嫁给她真正的心上人，那才是她的终身伴侣。我母亲哈哈大笑，暗自以为白给了这位吉普赛女郎冤枉钱。但过后事实证明，吉普赛女郎的预言应验了。这事一直让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事实终归是事实。当我任职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公司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我经常到这些地方出差，其中就有南非。以色列驻南非大使也是早年从哈尔滨出去的，是“哈尔滨人”一族当中一分子，我与他相识已久。每次我到南非视察项目，他总会设宴招待我，参加宴会的有来自当地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宾客。一次宴会正在进行当中，主人看了我一眼，接着转身对在座的宾客说道：“大家看见这位奥尔默特先生吗？我是他母亲的丈夫，但我不是他的父亲。”

这话一出，在座一片愕然，同时也想听个究竟。大家瞧着我，使我感到格外尴尬。大使接着讲起一段往事：

我在哈尔滨长大，是锡安运动组织的一名成员，该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大家移民到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在座的奥尔默特先生的父亲，还有他父亲的女友，也就是他父亲日后的妻子和在座的奥尔默特先生的母亲，同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父亲回到了以色列，但女友拿不到签证，无法回去。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人结婚，然后她就可以拿到签证。我是他们俩的亲近朋友，于是建议由我同她结婚，等回到以色列以后再办离婚。就此办理，我们作为夫妻回到以色列，接着就离婚分手。我的两位朋友终于喜结良缘，结果大家就看到啦：有了我这位客人奥尔默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