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