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沈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他们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月云被摔得半死不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沈锡恩、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沈锡恩的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沈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淑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的尸体。

他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按宗教习惯，进行土葬。

埋尸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尸体较近的地方。

他们共干了3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他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两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时应付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逐一登记，收埋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害的回族人。收埋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两人被害后侧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妈妈，死得好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事隔多年，他想到当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刘德才等人的埋尸情况：

1947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在民间就南京大屠杀埋尸情况进行调查时，刘德才说：

我是同善堂掩埋组正组长，戈长根是副组长。26年12月，日本人进城时的大屠杀是十分的惨极了。各街各苍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没有衣服。新码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进阴户内死的。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具。区公所后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二千多是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三百多，水台二百多。还有多少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头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的，还有两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