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直把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身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档案的公布和学术研究气氛宽松，这个冤案才被彻底推翻。原来，对那次重大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就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斯大林。当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经验方面都严重不足，无力对抗挟十月革命、列宁继承人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创立，它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历史继承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各支部（各国社会民主党）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解体。共产国际捍卫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它加强和扩大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指导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在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共产党做了极大的努力，大大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炮制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国际的重心随之改变，它不再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主管第三国际以来，他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德国革命（1923年）、英国总罢工（1926年）、中国革命（1925—1927年）、德国革命或德国反法西斯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后来的人民阵线等一系列失败。1943年，为换取英美加大反法西斯战争的力度，斯大林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权威以自重的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中他们感到应该采取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指示相违背的正确措施，但只要共产国际代表一施压，再以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威胁，甚至连陈独秀这样独立不羁的人，也不得不屈服。

然而在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却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路线、政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他领袖在这场斗争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对事件进程的准确预见。尽管中国革命的失败证实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以及反对派对他们的批评和对革命进程预见的正确性，但斯大林、布哈林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把反对派开除出党，随后又把他们流放或关进监狱，彻底粉碎了反对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更是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下，当年这场斗争逐渐在苏联人的记忆中消失。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一直是禁区。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本译文集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是该书的一章）中译本的《出版者说明》中，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在总结经验以制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幌子下，攻击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把那个时期世界各国革命的失败都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同时吹嘘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预见’。”这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批评和他对这场革命进程的预见。对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出版者说明》则这样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做了种种的造谣诽谤，诬蔑广州起义是‘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竭力否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胡说中国在1911年已经经过‘二月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否是中国的“二月革命”，是个可以讨论的历史学术问题，说托洛茨基否定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那可真是胡说了。通观托洛茨基乃至反对派的所有文章、文件，都没有一处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错误的中国政策，怎么就成了诬蔑诽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近年来解密的文件表明，广州起义确实是领导（斯大林）“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进行的冒险”，而且广州起义确实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失败。但在当年，这几乎是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评价，是不能讨论和质疑的。当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现两卷本）中，每一篇文章之前的编者按，几乎也都是这个调子。2008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读本》，就是从这个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中选出来的。为了保持当年的风貌，编译者保留了当年的编者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改革开放后，当斯大林的“伟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光环不再之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托洛茨基研究也不再是禁区。近十多年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介绍了当年联共（布）两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作出远比以前客观的评价。有的作者在完全肯定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错误方针政策的批判和他的预见的正确性之后，又加了一句，虽然托洛茨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的悬殊。有的作者则对这场论战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力求公允，对双方的观点往往是各打50大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在革命高潮时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布哈林则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谁对谁错？有作者认为，凡是认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的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甚至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要求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建立苏维埃，虽然有助于人们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保持革命警惕性，及早建立革命武装，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好准备，从而减少后来宁汉合流给我党造成的惨重损失。但是由于这一主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等在大革命时期要求建立苏维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对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等反对在大革命时建立苏维埃，在客观上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但他们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思想出发，反对建立苏维埃，因而，他们在大革命时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等问题的观点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作者得出结论：斯大林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正确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要求建立苏维埃的不正确的建议。

这样的客观和全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却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布哈林导致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流成河革命失败的政策来反对假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实施，只是作者认为它是错误的，更何况作者还认为它可以为应付突然事变做准备，从而减少宁汉合流造成的惨重损失。即使真的不能扭转败局，能够减少失败的损失的策略难道不是正确的吗？

综观当年两派论战，除了苏维埃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前景、革命领导权、国民党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等全部问题。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是出于双方不同的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和三个阶段理论。

不断革命论与三个阶段理论

长期以来，不断革命论一直被视为托洛茨基反列宁主义的异端邪说，其实，这是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提出的俄国革命发展的一种设想。扼要地说，就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爆发，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与卑鄙，它无力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只有率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革命不会因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而止步，它将进入更高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刚刚公布时，曾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一致抨击。这倒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的荒谬，而是由于它与此前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三个阶段论理论大相径庭。

所谓三个阶段，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

1917年列宁回国以前，在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出席者都认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论证支持临时政府的必要性时说：“权力在两个机构之间分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的权力，角色被分开了。苏维埃事实上承担起倡导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责任，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它设计了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责任——应该根据临时政府巩固革命进程的程度，给它以应有的支持。”这种认识本身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中采取主动，何况他也没有这样的胆略和能力。

如今若要搞问卷调查的话，大概不少人都会说十月革命是斯大林领导的。其实，不仅斯大林没有领导十月革命，列宁在10月25日凌晨（俄历）赶到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时，大局基本已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负责党中央与隐匿的列宁之间联系的斯大林无故缺席了10月24日（俄历）上午俄共（布）中央决定发动起义的重要会议，而且整整一天都没有在斯莫尔尼宫露面。直到深夜，他才发现起义开始，并进展顺利。在此之前，他本人都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定，又怎么能通知列宁呢？ 托洛茨基曾说过：“列宁在1917年实质上没有说服斯大林，而是用胳膊肘把他推开。”其实这次（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并没有推开他，而是他自己躲开了，他不愿意在不断革命论指引下的“超越阶段”的冒险中毁了自己，他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在这年早些时候拒绝刊登列宁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方来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关键就是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从而进一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恪守三个阶段的理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仍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