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5日

仅仅局限于工人，当然不行。国民革命军现在在革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军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其革命性的内在保障是完全不够的。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军队内部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速度可能是极其迅速的。革命性的保障在哪里寻找？答案是清楚的：在底层，在中国的群众中，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性中，在他们与工人的真正的合作中。这个合作怎么组织？我们的革命已经揭示了其历史形式：与工人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苏维埃。应该从最大的工业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士兵的思维和感受应该和上海、汉口等地的工人一样。上海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应该具有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国家生活发展中的意义。

但不能局限于军队。应该尽可能地把城市居民的半无产阶级下层吸引到苏维埃制度中，克服他们的分散性。

与此同时，需要把苏维埃扩展到农村，为此利用现成的农民组织，深化和激化它们与地主富农武装队伍的斗争。

但这些苏维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须知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然而在中国，存在着国民党任命的政权。会不会由此造成双重政权？这个双重政权是否会成为“反动派的帮凶”？

这样议论的人是因为不明白，中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双重政权时期，即经过这样的时期后，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觉醒的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将与今天的政府争夺政权。双重政权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对今天的状态来说，它是革命的进步阶段。

但须知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过双重政权。对，那是在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从双重政权引到更高的阶段——单一的苏维埃政权——时。现在中国的任务还不是这样。首先需要创建苏维埃，即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活动，不是以肤浅的——现在已经是十分反动的——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形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合作，而是在苏维埃的广阔舞台上。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绝大多数劳动者还不知道苏维埃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荒谬的。应该从创建苏维埃开始，在现在的条件下，苏维埃就能开辟双重政权的时代。只有在这个双重政权的基础上，将能也应该能在“全部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工作。

1927年4月6日

列宁十分尖锐地把落后的、受压迫的国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压迫国家对立起来，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前者来说可以废除。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受压迫国家来说，其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不是作为失败主义者，而是祖国的保卫者出现，虽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其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支持民主革命，虽然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不把这两者进行对比，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交战双方——广州和英国——平淡的和平主义的中立。第二国际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这样。

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是阶级政治的形式之一。资产阶级甚至在其部分卷入革命或革命战争时，也力图以劳动者为代价进行革命或战争，尽快与反革命势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仍是以本国劳动群众为代价。因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所有基本革命战略原则，对民族解放战争也同样适用。中国民族民主统一的道路有两条，正如革命战争的两种方法一样：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列宁不仅尖锐地把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对立起来，要求支持前者并进行反对后者的斗争，还不懈地提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决议中，没有一字讲到无产阶级一定要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投入斗争，就不用说共产党一定要加入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了。相反，决议要求无产阶级反对担任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试着扼要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不进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反对沙皇就可以建立苏维埃。为什么就不能在不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情况下，通过苏维埃帮助进行反对中国军阀、买办、农奴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盟的斗争呢？为什么？

如果斯大林曾（现在呢？）认为，中国的统一应该由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进行，后者通过国民党让共产党服从自己，使它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甚至是报纸！），并通过反动官僚管理赢得的领土，如果这样理解民族革命的话，那当然就没有苏维埃的位置了。如果认为

不仅是右的，还有中左的

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

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进行到一半，它必将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如果明白这点，那时就应该及时地准备取代这个领导，现在就更加需要这样做。

取代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其结果可能是——同样是汤，只是更稀点。问题不是用人物来解决的。取代意味着筹备革命政府，它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依附于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的。只有把符合革命条件、群众的觉醒、对独立行动的向往、对生活条件的改造等的组织给予这些群众，才能实现这点。这个组织就是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