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就像一个无底洞，越往下做，麻烦越多，越让人绝望。旅行也是其中之一。在说服了父母、申请到了芬兰的实习邀约以后，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开始作出行的准备，没想到这才只是一场苦旅的开头，后面还有更多考验在等着我。

第一重考验从和学校老师的一番对话开始。一日，我信心满满地去找研究生院的老师办理休学手续。走进办公室时，老师正埋头忙着别的事情，听到我提出休学申请以后，头也没抬，问：“你怀孕了吗？”

我可以怀孕，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

原来，学校老师还没有处理过因旅行而休学的先例，以往休学案例的事由通常是生病或者怀孕，为了旅行而休学，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既然没有先例，老师们处理我的申请时便拘谨了起来。依照惯例，学生如果在在读书期间出了事故，学校往往要负担连带责任，故学校在对待学生活动，尤其是学生外出旅行的活动时，多采取消极态度，即能反对就反对。这实在情有可原，也实在让我为难。我并不承望学校会为我的行为埋单，我也不希望学校对我的行为负责，旅行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它对一个有心理困惑的孩子的治愈效果，也许大大超过传统治疗本身。我可以想办法弄一张假的怀孕证明打制度的擦边球顺利办下休学手续，但我更希望把我的想法传递给老师们，做成休学这件事情，开一个先例，造福以后有同样困惑的孩子。

距离去公司报到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却放慢了脚步，打起太极，优哉游哉地开始了第二轮艰难的游说工作。这次的游说对象是学校老师。我先把学校颁布的学位管理制度研究透彻，了解到我的诉求从制度上并不违反任何一条规定，随后充分发挥牛皮糖的精神，通过邮件、电话、去办公室预约拜访、请其他老师旁敲侧击等各种方式，把我的辅导员、学院领导、研究生院老师挨个骚扰了一遍。在游说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表面上我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在暗处，有好多善意的人在默默地支持着我，帮助我化解一个个难题。他们的理解和帮助让我了解到，学校和家长都不是顽固的坚冰一块，如果你能够把自己放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甚至主动帮助他们去解决困惑，他们终究能够理解你。

在处理学校事务的同时，我还开始了漫长的签证申请过程，此处略去烦琐的手续和奔波不提。我曾经自己办过申根签证，对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程序极其熟悉，此番申请赴芬兰工作签还是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前后材料往来，低三下四求人办事，把人磨得完全没有了脾气。我的身体和心都已经到了疲惫的极限，累得只剩下毅力了。

签证问题尚可以用毅力来顶住，父母的情绪波动就完全无法用体力解决了。在终于准备好签证材料并成功递签以后，父母打来电话说他们反悔了。他们再三思考，觉得我是个极度任性的孩子，休学前往芬兰的计划极其不靠谱。即使我已经拒绝了手上全部的工作合约，即使我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休学批复，即使我几个星期以后就要拿到签证，他们都决定放弃支持我，要求我清醒过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仿佛掉入万丈深渊，连辩解的力气都没有，听他们说完，一挂上电话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并不是个脆弱的姑娘，但那一刻，默默独自承担了一年的压力和委屈倾巢而出，想找个人哭诉，却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